2012年4月29日

香港本土要光誠













網上有人發起「自由光誠」墨鏡聲援陳光誠行動。一張張(wo)men in black的照片,在Men in Black III上演前預先發布。

Men in Black 係美國人維護地球(美國國土)安全,免於外星壞蛋湧入的荷李活電影。它是一齣Think Planetary/Global, Act Local的電影。從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宇宙與地球、全球與本土的張力,仍然是我們今天思考主體性的吸引切入點。

陳光誠成功逃離被軟禁的居所後,透過互聯網向溫家寶說話,要求徹查地方官員的罪行。但我們大概都能猜想,陳光誠提出這點要求,確實也給溫總理一個難題。透過事件所輻射開來的範圍看,徹查事件所隱含的,絕非地方與中央之間的關係,而更可能是中央內部和整個共產政權管治的問題。正值今年換屈,薄熙來事件仍餘波未了,一切還在鬥爭之中。

有評論指出,早前香港特首選舉,其實也是一種全球性政治經濟學的中央權力版演練。梁振英與唐英年之爭,可以被視為中央權力內部政經角力的反映。如此,香港本土政經雖在這片土地上發生,但卻觸及到中央政府與全球的神經。保守地說,香港確實推翻不了中國共產黨政權,也無能推翻全球資本主義;但香港的脈動,卻能有著如陳光誠般挑動神經,甚至可逼出中央回應,思考如何在全球政治經濟上進一步利用陳光誠/香港。

香港與大陸,從來都不是簡單直線的關係,又或是我們所一直擁護的全權框架下運作那麼簡單(我認為以全權政治來表述今天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未免會令已進入全球化形勢的複雜權力關係變得簡化了一點)。當然,從表面化來把握事件的角度,這樣的直線因果思維還有某種方便介入事情的價值,然而這價值必須要進入討論中,才能對香港本土作為一種方法(羅永生語)的思考,提供更豐富的關係性分析。

在評論香港本土與中央,以至國際或全球的關係時,或許Lawrence Grossberg的構想有可取之處。他認為我們在分析現代性的統識時,都慣了以Althusserean rereading of Gramsci的進路;但更可取的,應是Foucauldean rereading of Gramsci。前者多少會進入了一種封閉的系統中,傾向會去問誰是主謀,誰在策動事件等問題。但在權力網絡變得複雜和互相作用的物質條件下,某種結果的產生,其原因不再是背後有一個包攬一切的主謀,而應是各方力量在對抗制約下偶然產生出一種新現代性的統織(hegemony of new modernity)。

以資訊科技的語言來說,既然事情都不單是點到點(P-P),而更多是點對多點(P-Ps),又或是多點到點(Ps-P),又或是多點到多點(Ps-Ps)。而新現代性的統織,由於不再建基於無知,而是心照不宣,甚至犬儒,所以整個社會結構也不再是一種直線的宰制,輕宜易舉地分地陰謀論一番;換言之,結構中錯綜複雜的Ps-Ps之間的連結網絡便應成為我們考量的視點。如此,本土倒梁行動若有甚麼意義的話,它便不在於我們在倒梁後期望另一個更好的欽點人選上台,而應是共同去思考倒梁/倒曾偉雄之類可以針對甚麼權力關係(Ps-Ps)的轉變。這些眾數的關係大概是我們尚未充分開展但又急需分析的領域。(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因為梁是原罪,所以倒梁行動應倒了才算!)我們至今只有一種無力的推翻中共政權的想像而已,而這想像又只停留在八九六四那一幕天安門廣場群眾景象之中。一次失敗的六四,源於我們對政治想像願景的失敗,與及我們對將願景具體化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失敗,更因為實踐與實踐之間的聯系沒有生根的一種失敗。

不過,失敗並不一定是不好的。前題是失敗之後是否能產生更多更大的想像、實踐與結連。能失敗,是一種福氣,只要你不死,又或不打算離場,好戲還可以繼續上演。八九六四、零三七一的群眾運動,最終的失敗不在於政權有否被推翻的剎那。而是群眾中有否迸發出矢志營造推翻後過美好生活的客觀物質條件。



2012年4月21日

怕你有牙

囡囡年幼,個子矮小,如廁後都需要踏在小櫈子上洗手,成人則在旁幫忙看管,免生意外。

某天,她如常洗手。大人在旁說:「沖得乾淨D呀,唔係D泡泡食死你呀!」

囡囡說:「D泡泡都冇口,點食死我呀?!」

2012年4月19日

有一個家庭,叫約瑟、馬利亞、耶穌

如果有一對即將註冊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黃貫中和朱茵。那麼,在他們組織家庭之前,便有一對註冊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張繼聰和謝安琪。再那麼,在他們組織家庭之前,便又有許許多多註冊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XXX/XXXX/XX和XXX/XXXX/XX。再再那麼,在他們組織家庭之前,又有一對註冊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約瑟和馬利亞。

以上一對對有名字或隱名的註冊夫婦,他們有一共同點,就是在註冊成為「合法」夫婦之前,都已成功造人。用現代的說法叫未婚懷孕,用以前或市井一點的說法叫搞大左個肚。這個從道德而來,反映「文明」的說法,有意保守地成了一種禁忌,化成道德的批判。

面對社會或世界這大到不可再大的批評——若要再大一點,大概也可以說是全宇宙的批評,究竟是甚麼的滋味呢?在這我不敢武斷地說他們意志過人,以愛勝世界,或是很容易便超凡脫俗。若「未婚懷孕」是一種罪,不管當時人接受與否,大概都不能否定自己已被定罪的事實。

一種相對、世俗的罪名,是一種蒙受,是一種硬食。然而,硬食在短時間內不會有可望除去之可能。簡言之,背負著揮之不去的罪名的人,他們是怎樣走下去的,他們有甚麼故事沒有?或,他們有編織自己故事的權利嗎?

若一個人蒙罪,便等同被排除於社群之中,又或在社群中被剝去政治權利終身,那麼問題是,他們仍然在社會中,他們仍有生活。既有生活,便有故事。

有一個家庭,叫約瑟、馬利亞、耶穌。

約瑟:一個自以為是被扣綠帽的男人,但因為他是義人,便打算暗暗將未婚妻馬利亞休掉。後來,他又把馬利亞接過門。由一個綠帽男,變成一個與馬利亞發生婚前性行為的男人。

馬利亞:一個不折不扣未婚便懷孕的女子。她沒有把「無緣無故」而得的嬰孩打掉,卻矢志要把他生下來。有人神化了她,說這是順服上帝旨意的表現,是信徒皆需學習的楷模。但明顯不過,「未過門便被搞大左」這「罪名」,至少伴隨了她和她的家庭一生。

耶穌:一直被文化開明的保守派人士說成是無辜的孩子。但他的出現,就在說明著約瑟與馬利亞的過去。他是一個由罪行而生的「無辜者」。然而,這無辜者,在家鄉,除了因為其先知的身份而不受歡迎外,我想還有這個「無辜者」的罪名。

約瑟、馬利亞、耶穌,他們是三個人,但又是一個家庭,一個共同體。由約瑟與馬利亞相知相識時,到馬利亞懷了耶穌之時,再到耶穌出生後,以及耶穌長大直至死。多少的波瀾,令彌賽亞救贖遇上易碎破滅的滑鐵盧?

約瑟、馬利亞、耶穌,成就了救贖。從他們被指點和指罵的人生中,我們看到了自己的罪。

除了上帝以外,誰是良善的呢?

除了上帝以外,誰是無罪的呢?

從耶穌,我們聽到:「我也不定你的罪。」

從保羅,我們聽到:「不要論斷。」

不定罪和不論斷別人,與縱容「未婚懷孕/婚前性行為」這罪無干。罪之所在,應在判斷「未婚懷孕/婚前性行為」本身。

2012年4月15日

好多人

坐在梳化上看Mike Davis的Planet of Slum,一大堆城市爆發的數字,接下來一大堆人從鄉走到城市居住與工作;未來,還有許多人會在城市出生。

我說了一句:「嘩!真係好鬼多人呀!」

坐在旁邊畫圖畫的囡囡走過來,把頭伸到我正讀著的文字前,說:

「邊度呀?邊度有好多人呀?」

2012年4月11日

熙來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事件,像他那走進美國大使館的下屬王立軍一樣,變得愈來愈不可思議。甚麼胡蘆究竟在賣甚麼藥?大概一切都像謎又像戲。

書局裏有不下十本八本有關重慶政治變局的專書。望著,我慨嘆出版的偉大了。可以如此快手寫好然後付梓出版,是因為強國?還是因為文宣?

無論如何,薄熙來事件讓我想到一事:但凡有某某要員犯嚴重錯誤,中央都會以禠奪其政治權利若干年甚至終生,以作為刑罰。但這判詞,我由小朋友聽到大人,一直也不知其解。

無他,我們從來就沒有被教育過,我們其實是有一種叫政治的權利。或許,在我出生成長的殖民地年頭滾至今天,我們都成為了犯上國家罪行的幹部,晨早被禠奪政治權利終生了!

2012年4月7日

誰來接我?

囡囡吃飯的時候,突然問媽媽:「你死左之後會上天堂?」

媽媽答:「係呀!」

囡囡問:「咁...邊個黎接你上天堂?」

媽媽猶豫地答:「應...該...會...係...天使卦。」

囡囡:「咁我死左之後,又會有誰來接我上天堂?」

媽媽:「應該都會有天使來接你吧。」

沉默了一會,

囡囡問:「我死左,媽媽你會唔黎接我㗎?」

媽媽再猶豫地答:「我...也...不...知...道,上帝應自有安排。」

囡囡說:「咁...我到時打電話俾你呀。」

2012年4月6日

好故事

其實一個好故事,本身應是一種正常又平常的事。

但在這個不正常和不尋常的世界裏,故事才被認為是奇怪,滿載著驚喜。

復活節

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

每次從月台走進車廂中,不其然地便想起這個響聲。

這條空隙,把很多東西都縫補起來,建立起安全,建立起意識。

曾經有一次,我跟婆婆上大陸探親。她一大包紅白藍,我也一大包紅白藍。

我們在廣州的月台趕著火車返香港。周圍廣播聲不絕,說這車那車往這往那。

婆婆一手把我拉進車廂內。那時車廂擠得透不過氣,又有不少人從車窗爬到車內。我問婆婆,那是甚麼回事,婆婆搖著頭。身邊的人卻說,這叫硬座。(那時我也不知道為何我會聽得懂他們的說話)

好不容易地,我們才找到一個座位。婆婆讓我坐上,然後她把大包細包堆到座位周圍,用腳夾著穩住了。

正當我們安頓下來之後,我們由趕火車的心情回了一口氣。

婆婆從擠擁的人群間往窗外張望,我的心卻想著,為何回香港的車廂會如此擠迫。

突然間,婆婆臉色一轉,向我說了一字:撇!

那刻,我尚未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因我畢竟只是一個六歲多的小孩子。我知道六歲的智力與那一個撇字之間彼此的接合點幾乎是零。

婆婆連忙找著我的手,拿起她之前拿上車的紅白藍,然後便往車廂的門那個方向直跑過去。而我...我就在那瞬間,以另一隻手,將我之前那袋紅白藍勉強地提起,一拐一拐地跟著婆婆從人群中殺出那條離開車廂的亡命之路。

臨近車門之際,有點似衝出了叢圍,婆婆當時便鬆開了我的手,獨個兒朝著對面的月台預備勇往直前。我在被鬆開手之後,亦一股作氣,緊隨其後。誰知,我的腿不大聽話,可能因為還未從剛剛停下又坐下的節奏中重新動起來,所以偶不靈光,我發現我跟不上婆婆。往後看,原來自己的一條腿,已經跌進了月台與列車之間的空隙。

我一邊喊著:婆婆,婆婆;另一邊作出自救行為,一手把紅白藍推上月台較入位置,另一邊則以雙手按著月台,為要將自己的身子從空隙中抽上來。

在那電光火石之間,我成功了,那刻我深深知道,甚麼叫小宇宙,也明白人原來在緊張關頭不一定是不知所措的,條件是發夢發得夠多,想像力夠豐富,一下子的奇怪事,也不難找到一種應變方法來處理有關。

提足以後,我急著拿起自己的紅白藍,與差不多已跑到對面月台的婆婆相逢。當我的手觸到婆婆的手時,我猶如找到了一點穩妥。我們也雙雙踏上對面月台的列車。此時,婆婆對我說,我們之前原來上錯了車,那車不知道要往哪裏去的。回香港的列車,其實是這一列才對。

復活節,也許就像那條列車與月台間的空隙一樣,它本不是甚麼,但對安全上車這事情來說,它其實是中間的空無,意識它和踏過它,你便能安全抵達車上,往你想要去的地方。

受苦節

受苦節的重點應不在獨立看來的苦,而應在受。一種主動的承受。

有人為我承受了苦果,這是一種奇怪的事,但卻又是日常的事。

我們會希奇誰人會這麼笨,但一個笨字,卻不足以去理解這種承受。

故此,笨,本來就是一種不足的形容,一種speechless的表現。

苦,在基督教義中,多半與罪相連,與惡相親。

惡,其實為非存有之物,它本就是無,無中之無。

受苦節之受苦,是以承受苦以換來對種種美善之愛眷,以一種行動來表現。

故此,你可以說主動承受別人苦楚者是笨,然後輕輕帶過;

你也可以把它確認為一種事實,一件事件,然後去篤信。

不能想像之事實在太多,一個愛你的人,你就是想像不到你有多可愛,但愛總已來到了,你可做或應做的,不再是往內看自己有多少,因為這是一條否思之路。

或許,你只能報以一種相信。

人,本來是很幸福的。你知道嗎?

2012年4月3日

當志明與春嬌的感情上添上責任後會是怎樣發展下去的呢?

《春嬌與志明》當中的四段關係(包括黃曉明、志明的同事),可以代表一些中港關係的宏觀和微觀(志明與春嬌在北京的新感情線)的描寫。其中,以兩段微觀關係看,香港之於大陸(北京)其實有著非經濟上的羡慕或可親性,而大陸之于香港,便是經濟與過度踏板的關係。這種角度看中港融合,要比彼此污名化的定性更有機和流動。這是對《春嬌與志明》的一讚。

《春嬌與志明》的主線,當然是余春嬌與張志明在北上(融合)工作這背景下的情感轉變。這裏有趣之處有兩重,一是過去,二是現在。其實兩重都不過係換了地點下的重覆發生,其中關係有過的離合再聚,卻沒有影響過甚麼似的。在春嬌差不多決心要為與志明的關係畫上句號時,那種港式的迷失的「唔work」,其隱喻一方面是經濟方面的不可能維持現狀所以有著北上(靠北)的條件轉變,另方面更是突顯了由此而引爆明顯不過的破碎主體。

《春嬌與志明》的結局其實相當突兀,志明最後的表白,當然是表示了一種明白,這包括對春嬌為何不辭而別的原委,以及對在北京發展出來那段新關係的替代性虛幻的小結,但其實由志明口中吐出來那「責任」二字,聽上來實在有點格格不入。我認為若將它理解為一種對香港本土感情的回歸,並以責任這倫理來開步發展的話,意義是深遠的。不過,這種情感昇華至責任的回歸,客觀條件如何,怎樣走下去,這是我在散場時至今一直的思考。

看《春嬌與志明》,對白和靚人,很好看,笑位有質感。必看之選。觀眾要留到最後,繼續開懷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