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8日，安裕周記刊出了一篇叫＜把尊嚴要回來＞的文章。安裕於文章中以「死也要死得有尊嚴」的危疾老人企圖跳橋輕生被救，以及韓國準備在中國遼寧找尋一百年前刺殺日本駐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的烈士安重根遺骸二事，透視個人與民族尊嚴狀況，藉此狠批立法會議員張宇人那二十蚊時薪的言論。
六年後春夏之交的今天，當日觸動報人安裕目光，被稱作在報紙上久違了的「尊嚴」二字，又從兩宗如點般的事件中出現，被連出一條線來，讓我們能一窺香港社會當下的面龐。
一、
第一宗是國際新聞，1989年震撼足球壇的「希斯堡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終於在本月26日有了最終的法庭上訴得直，利物浦球迷多年承受的歷史污點，沉冤得雪。這是一次真相之爭，也是尊嚴之爭。
另一宗同樣發生在本星期，位於香港新界東北的馬屎埔村，被恆基地產動用過百保安收地。有村民及支援者發起守村、護村行動，以身軀阻擋挖泥怪手，被保安暴力對待。從現場片段報導中，看到村民和支援者站在挖泥機面前的堅定眼神，那不單是人的尊嚴，也是近年倡議實踐本地農業的農夫們所說的土地尊嚴、土地正義。
兩宗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都在訴說冤情，都在說著關於尊嚴的故事。
二、
希斯堡慘劇成為了英國法律史上聆訊時間最長的案件，死難者家屬用了長達27年光陰，為當年在事件中逝去的97條生命討回公道。法庭判決當年的利物浦球迷屬於非法被殺，球迷並非導致當年人踩人意外的元凶，真正要為事件負責的是警方的疏忽與失誤。
聆訊中，負責當年事件的總指揮警司David Duckenfield在庭上承認判斷和指揮錯誤導致慘劇發生，並且在事件後，捏造謊言將責任歸咎於球迷不依指示，誣蔑球迷衝開閘門，還竄改多份警員口供，令枉死的球迷成了醉酒滋事的暴徒。
判決為死者平反後，家屬及有關當局隨即便向南約克郡警方追究刑責。從家屬Anne Burkett的發言，及大曼徹斯特退休總警司Peter Fahy的受訪中均指出，希斯堡事件最終聆訊揭示的是：體制上自我保護和不肯承認過失，並嘗試諉過於人的根深蒂固文化。
一個龐大的警察體制，建立起一種卸責的惡習，令無辜的性命含冤近卅載，可見一支紀律部隊與及一郡地域之部門，自視高於一切。今天家屬死者得直，是要為如此陳腐架構撥亂反正，伸張正義。但我們不要忘記，過去二十多年的冤屈，是由偽術與謊言所堆起的，是會蔓延的。
我們也許還記得謊言變成感受並入心紮根的在地好例子。年初在香港大學校委會會議上，學生校友包圍會議會場要求對話，校長馬斐森其後接受訪問，表示自己當時的感受猶像廁身昔日希斯堡慘劇的場面。我不知道馬斐森校長知不知道在2012年，英國政府已公布了就「希斯堡慘劇」的調查報告，為事件作出公正的交代。若他不知道，今天在他祖國的法庭上訴結果，希望他有留意。說不定，他因此會意識到，他當天被包圍時所感受到人生安全受威脅的場面，可能是一種制體使然，而非學生校友之過錯。
三、
點連點便連到馬屎埔的收地事件。這令我想起當年因為要興建高鐵而徵收菜園村土地的情況。相同的是，那時的村民也竭力阻止港鐵施工，阻圍板、阻燒焊，朱凱迪被保安大哥浮腰摔倒的場面就發生在我面前，一切瀝瀝在目。數年過去，情況不只依舊，保安的暴力甚至有升級的跡象。這是否因為這幾年間，社會變得更不安定，富裕更積累於某一小撮人身上，一般市民愈見政治民生都每況愈下所致？那些依靠維持秩序才有存在價值的警隊以致保安，也因此變得更加浮燥不安？無論如何，令到一個平常的人暴力上頭，殺紅了眼都不是一回正常健康事。脫下保安制服，我們都是面對著相同的社會，被迫幫襯一樣的領匯變領展後再由建華承包的街市；聽著年前張曉明說特首的超然說後，今天便看著他與他的一家在享受著無視香港整體利益的行李免提免檢的特權，然後為黎明因一塊布而開不成演唱會而苦笑三聲。
我在馬屎埔跟當值的保安說了幾句，但他們當然沒有回應我，只不斷耍手以示不回答我。看著他們三十度熱氣上騰時仍穿上反光衣，面載口罩，就知辛苦。他們或者聽了和接受了恆地發言人的話，說這是一樁小事，是一樁地主向租霸收地的事件。然而，馬斐森的希斯堡恐懼症候並非一天便能造成的。由未當保安，到當上了King Force公司的保安，再連群結隊一百幾十的操入馬屎埔，最後築成人鏈，在傳媒鏡頭別過他方時就在暗角施以箍頸出手又拉又打。這一步一步的轉變，早已超過那日工數百元可計算和解釋的層次。
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思考集中營與政治的關係。他指出集中營並非法律的延伸物，恰恰相反，它是在法律以外以懸擱法律的例外狀態所創造出來的新空間，是一個「無約朿的位置」（dislocating localization），任意擴張，可把一切法律以內不能包的都包進去。即是，一切原有的國家社會法則能管的，有規矩有法可依的，在此均可無效。從集中營這空間所延伸出來對政治的思考是，有一種死硬地想像自己甚麼都能，甚麼皆可，不受約束的極權管治思維正在蔓延中。我們不需要因此便變成嚴守紀律的教條主義者，這也非阿甘本討論所要涉及的。但真正的政治並非妥協的藝術，也不是瘋了的暴力，因為若我們細想，暴力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就是一種免去政治的所為嗎？政治所依靠的辯論與說理，正是要使我們從野蠻的流血中，建立起一個可供不同人和平地生活的地方。
由是觀之，動粗的馬屎埔保安師兄師姐可能因為不知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各大地產商便在新界以低價開始大面積囤地的歷史。地產商不像我們，他們就是自命有著甚麼都可，不願受約朿的特權，獲得香港未來發展的大藍圖，所以在回歸前預先瓜分了新界。一買一賣，到最後還是用香港人的錢促成甚麼破天荒的四萬呎原址換地方案。或者師兄師姐是知道這些事的，也沒有被恆地說馬屎埔農夫為租霸的指控所誤導，但生活太迫人，愈窮愈見鬼，令我們孤注一擲地跳上了支持極權地解放一切的賊船也未可知。
四、
尊嚴說到底其實是一種真相的來臨、人性的來臨、理智的來臨。希斯堡事件那要回尊嚴的堅持本身已有寶貴的價值，它就是這樣團結起利物浦群眾，使他們能唱出You’ll never walk alone。馬屎埔的農夫與支援者為守著一片土地以止住狂暴對香港的進一步侵蝕，也是有理有節的堅持尊嚴。這一點點，要連上「夠姜」的報人，頑抗鍾天祥不合理地解僱員工；連上堅守航空空檢規矩的前線從業員，向一切特權與混亂說不；這樣我們才可以認出，那些只懂自己享受無限權力而無視他人者的嘴臉。
六年前安裕的文章結尾是這樣寫的：「張宇人無視香港打工一族的尊嚴，中國也無視朝鮮人民的尊嚴。這到底是甚麼原因，我無法得知，但我從城市論壇那天張宇人的神態和中國官員的口氣看到的是另一樣：他們就是傲慢，完完全全的傲慢。」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