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紮師兄：頂天立地自由人】

英國藝術家Antony Gormley的裝置藝術Event Horizon（香港取名為「視界 香港」）近日來到香港展出。一共有31座裸人（Naked men）雕塑分別竪立在中西區各大小建築物頂樓及街道上。據Gormley所說，他「希望透過『視界 香港』鼓勵香港重新思索，引領大家以一個更廣泛的角度去思考人性及我們身處的地方」。[1]

我適逢上周到過中環，看見設置在皇后像廣場內的裸人雕塑。我站在約有六呎多接近七呎高用鐵打造的「裸人」旁，與之相距約一米之遙。大概是當了師兄後，現在站立的姿勢都比較正直，以至可以減輕因長期站立而對雙腳的勞損。就在站著的時候，有一對老年人經過，男的指指我，又指指我身旁的裸人雕塑，向身邊的女士表示，他們站立的姿勢很相似哦！我聽著，心想Gormley希望香港能更廣泛地去思考人性及身處的地方，難道其意思也包含在裸人站立的姿勢上面？

特立而行：

誠然，站立要比行走辛苦，因為它不是靜止不動，而是更集中地依靠腳跟著地承托起全身；站立時身體為要達至平衡，雙腿的肌肉也就更加緊張。雙足站立停駐在一個人來人往的鬧市中，本身就是與城市的節拍格格不入。而當一個活生生的我，跟那尊冷冰冰的裸人一樣地出現在大街之上時，我們的遭遇，可能跟後來有市民投訴裸人「阻街」而被地政用上三隻鐵馬圍著無異。我所不明白的是，何以阻街是由地政總署處理，而非食環署跟進執法？是否食環跟進的話，便會派遣幾名職員圍著裸人站著，然後要拉要鎖押上豬籠車？

據說，直立行走是人與別的靈長類動物其中一大分別，這樣空出了的一雙手，得以發展出許許多多文明工藝來。若果由四腳爬爬到直立而行是一種優良的進化過程，連帶我們的腦袋也變得發達過人的話，我們也不應忽略，食腦的人生同樣想出許多詭計來自欺欺人、作奸犯科，令雙足直立而行這最根本地感應大地和意覺自己是人類這文明里程碑也視而不見。其實頂天立地，不就是始於當刻嗎？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漸漸遺忘了這種獨特生存動作對自身的意義；甚至我們會把直立而行這運動以工種來分類，遂把它界定為低下與次等，例子有速遞、售貨員、侍應、傳單派遞、保安等。他們佔本地勞動人口沒有一百萬都有幾十萬。按著中環價值對藝術品的審美判斷為阻街這標準而言，那標誌著文明之啟的一刻，原來都是微不足道，是阻住地球轉。

保安員和一眾底層工作勞動者，都是經常將自己隱身於人前來嚐透苦悶滋味的專業人士。藉著裸人阻街事件，我們可以推進一點地說，當我們一旦被你、我、她或他發現時，我們原來都是可以隨時被整理、移動和消滅的；命運跟小販一樣，靠著雙手自力更新而不獲尊重，反倒以市容及阻路為理由而被推入死角，予以取締。難道我們的文明進程，不能在發展雙手弄出巧工之時，也不忘雙足直立而行同樣會成就美好未來，對社會作出同等重要的貢獻嗎？若社會群體像一個身子，那身子便有不同的肢體，彼此配搭，方能成事，相得益彰；若互較高低，根本就只是笑話一樁，不值誇耀。

非關淫穢：

望著裸人及看有關裸人的新聞，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的變得文明進步了。因為市民對裸人的投訴至今有兩類：一是上文提及的阻街，二是置於樓頂上的雕塑被誤以為有人要跳樓自殺。這喚起我對早前由前進進劇團公演的《石頭與金子》中的一幕記憶，那屋村保安不斷看見有人跳樓與負責看屍的情節，突然重現眼前。據報導，警方在過去兩周共接獲約三十宗市民報案，表示懷疑有人站在樓頂準備自殺。我好奇的不是有人報案，因為我懷疑真的有多少人會留意城市中有是次公共裝置藝術的進行。我好奇的是，為何只有三十宗報案紀錄。這是否表明了某種冷漠的蔓延？又或是我們的工作令我們無暇抬起頭看看不斷變幻的天色？會不會是，我們的視界只有手上的流動屏幕，而無視廣闊的天空早已萎縮了大片？

不論原因為何，視而不見，或選擇性地見到某物然後判斷它是阻街與否，已成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本能機制。然而有趣的是，那惹人「期待」的畫面至今尚未發生：延至今天，好像仍未聽到有人像對待以前也曾展現於城市中的「新人」（New Man，由已故英國藝術家Dame Elisabeth Frink於1995年在某商場展出的裸體男性銅像）般，向淫穢及不雅審裁處投訴，指裸人為淫穢及不雅物品。生硬死板過時落伍的淫審條例，要令各個裸人穿上褲子應沒有甚麼難度，這或許可說成是裸體雕塑在這城應有的衣著規定（dress code），以示對「主流傳統文化」的尊重。但如同保安一樣，穿著制服形同身份定型，一下子便失去了自己。身子賣給了數十元的時薪以外，頓時成為甚麼也不是的實Q[2]。這種失去自由正是最反藝術的。昔日始祖阿當，因偷吃了分別善惡樹——又稱智慧樹的果子，立時能辨善惡、獲得智慧，知道自己赤身露體，便找上葉子遮蔽身體，及後上帝為他宰牲口，以皮代葉。細看原典，記載那時天起了涼風，天氣入秋進冬，人的智慧其時發生，用樹葉編作衣服，免得著涼。然而樹葉大概不夠耐用，故上帝憐愛世人，以皮裘取代，形同母親為兒子添衣一樣。若果真的如是，裸體與否，便非關道德。至少，它不一定要每每跟道德掛勾，然後直送淫審處。人的自由，不只在穿與不穿衣上。自由所至，也能講究穿著甚麼。說到這裏，忽然想起友人曾有一問：女實Q可否穿連身裙？這問，妙哉！因為在保安行頭，陽剛氣盛，性別想像也只有男，而女生其實也要跟著男轉。因此，穿裙一問，趨向裸人，帶來對自由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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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EventHorizon-project-chi

[2] 馬智恆導演有一妙說，指香港稱保安員為「實Q」確實絕透，既表達了這工作如何包含僵硬的實質，且又略帶對城市Q畸的反映。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29日）

【新紮師兄：《石頭與金子》】

昨晚到達牛棚，第一樣吸引我目光的除了掛在牆外的大海報外，就是守著大門口的師姐。

我一邊在對面街食著我的梅菜扣肉飯，一邊想著誰最應該一齊看石頭與金子。我想著座頭的師姐，想著不如我替佢頂個半鐘，等佢可以入去睇。

想著變空想。散場望望師姐。她看著手機。十二小時很快過，然後她便可以返屋企。她應該住得不遠，但平日除了當更，她一定有意無意與牛棚保持距離。

一覺醒來，師姐又當更了。

【新紮師兄：貧窮的魔咒叫黑暗】

「瑪連箂是一頭狗，牠也許不是失縱，而是忍受不了這個沉悶的世界而逃走了。」導演如此說。我心接著問：「那還活在的人，特別是主人公保安員，究竟正在想甚麼？」

上周觀賞了一齣本港鮮浪潮電影《瑪連箂的凝視》。這齣電影講述一名保安員在當代藝術館當更的經過。導演馬智恆以本地藝術家程展緯在藝術館當保安員的經歷為藍本，兩人共同創作出這作品。《瑪連箂的凝視》好玩之處在於一個被想像為高檔次的藝術空間內，有一個低檔次的職業——保安員；在高低印象之界線上，引發出許許多多的奇想。

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電影中無論是一對年青歡喜情侶，又或是在臨近閉館前才來到且細心抄寫筆記的女子，他們縱有不同觀賞藝術品的態度，但一致的，是他們都當保安員無到！正因這視而不見，在有人評論這部電影抽象時，我卻認為它十分寫實——一種看不見的真實。

一、我睇你唔到：

視而不見正是說明了保安員跟該空間的不協調，甚至多餘。我們當然可以為保安員為何在藝術館出現而找個理由：就是要看住啲藝術品嘛！但藝術家——特別是當代藝術創作者，是否真的想他們的藝術品與觀賞者之間，多了一個人作為一重觀賞的區隔？而保安員的本能反應，大概就是區隔！在周圍可能已貼滿極之荒謬的「不可觸摸」告示標記上，再多加一個會動又會發聲的「活動告示人」。可想而知，觀賞者一般會運用對待告示標記的態度來對待保安員，也就是索性當他不存在。

我不禁會問，為何常有保安員與我們同在，我們卻鮮有留意他們的時候？他們會被視作一件物件，多於一個你想要去跟他交往的人。正如耶穌將要上十字架前，曾經向門徒說：「常有窮人與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當時門徒正在議論一女子為甚麼浪費香膏為耶穌抹腳，若把香膏賣錢賙濟窮人不是更好嗎？然而耶穌看出他們的心意並不是那麼看重窮人，而只是看重香膏的價值而已。在習以為常的生活辭令與行為間，我們可能都已將不少人視作了「窮人」了。

二、你睇我唔到：

不止於此，更重要的是這種被視為無到的狀態，也內化到保安員身上。保安員固然不是警察，職責也不包括撲滅罪行，更遑論沒有師兄師姐想當英雄的，所以少做少錯，平平安安又放工，才是保安員的寫照。

有一次我遇到一名外藉男子跟一名中國籍女子向我查詢一些在我保安職權以外的事情。該名外籍男子一開始就著身邊的女子為他作翻譯，我當時也順理成章指手劃腳的給他們回應，表示愛莫能助。其實那一刻，我也真的有為他們想一點法子但不果。之後那名精通雙語的女子遂要找我的上司來替他解決問題，於是我也立即call台找主管來。

主管一到，我交待了事件後仍站著想聽聽主管如何回應投訴，藉此學習技巧。就在這時，在我八點鐘的方向有一人向我招手，原來是一兩小時前我替過她當更的師姐。我行到師姐面前，她第一句跟我說的話就是問我：「你做乜咁多事？」我心想事件我是第一個接觸，理應在場跟進到底哦。但師姐續說：「阿頭來了，你便讓阿頭處理就可以，不要多管閒事呵！」然後她拉我到另一邊著我繼續做巡邏工作便可。

事情最後的結局是主管也幫不了手，更準確地說，是主管也盡一切努力撒手不顧。阿頭們的想法是，先界定事情是否屬我們管理的範圍，若與我們無關的，一概婉拒便是。無論是站在八點鐘方向的師姐，還是具權威出現於三點鐘位置的主管阿頭，一概都是以不用管就不好去管的原則辦事，也正是這樣麻煩可免則免的態度，保安員都傾向在行行企企中，把自己視作能辨認和進行基本查證來往人事的人肉CCTV。而CCTV多是出現在能環顧四周的暗角位置，可隱則隱，絕不會為你多行一步。說來也是，在凡事以金錢來買賣勞動力的工作間，四、五十元一小時的薪水，要求保安員多加服務是否合理？這問題在我們現今社會中，居然成了一道（強人所）難題。

貧窮正解：

我常在師兄師姐間聽到一些為何當保安的原因。有因為退休後不想在家呆坐，有因為工作時間較有彈性可賺點外快，有因為做保安是為了賺快錢（且試想想甚麼人會視這樣的薪酬為快錢），也有因為早上要炒股便晚上當下更。雖然幾百萬身家守門口的師兄師姐還是佔少數，但以財富來衡量保安員，好像我們也說不上是十分底層和貧困似的。然而，究竟甚麼是貧窮？甚麼是底層？這讓我想起了美國開國元勛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一番話。

他曾描述當年美國窮人的處境時，認為他（們）「心地純良，卻自慚形穢……他備感受到他人的冷落，恍如在黑暗中摸索。人類從未留意過他，他踟躕獨行，默默游蕩。在人群中、在教堂裏、在市場上……他默默無聞，跟躲在閣樓或洞穴裏沒有兩樣。他不會遭到反駁、懲戒或責備；他只是被視而不見……完全被人忽視，並且知道自己完全被人忽視。」[1]這些昔日的美國窮人縱辛勤勞動，卻不像法國大革命時的法國貧窮人那般活於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他們其實有幾分像今天大部份香港低下階層一樣，夜以繼日的勞動和缺少閑暇，讓他們自動放棄了對政府的積極參與，久而久之便變得對政治冷感，也對自身的存在感到空虛。職事之故，對貧窮的一種理解，不一定直接與匱乏掛勾，而是跟黑暗無光無望無人無我相關，其中也充滿了對一個非正義社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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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翰‧亞當斯, Discourses on Davila, Works, Boston, 1851, vol.VI. pp. 239-240。引文來自漢娜‧阿倫特著，陳周旺譯：《論革命》。譯林出版社。

http://dagwolf.tumblr.com/post/133234381075/these-days-we-have-to-encourage-each-other-to-do

【新紮師兄：術語】

「那些是CK來的，他們沒有戴工作證，所以循例也要問問他們。」同我一起守著出入口的師姐如是說。

同一番說話，她說了兩次。我的腦也在努力運算，想知道她口中所說這幾個CK是甚麼來歷。正當我預備開口的時候，師姐補充一句：「他們是駕車將嘉賓送來的。」那刻我明白了，原來是「司機」，而不是「CK」。

每個行業都有其述語或專有名詞，平常我們很少接觸。特別遇到英文的撮寫或單字名詞時，我都彷如處身元宵佳節前夕，狂猜燈謎。如此腦力運動為沉悶的專業注入了不少趣味。雖然司機是因口音有別而被說和聽成為「CK」，與行業術語無關，但亦因口音關係，語言遊戲難度亦相應提高。

【新紮師兄：接電話】

傍晚時分，玉置浩二來電，邀請我去他的演唱會，我沒有接聽，因我已應承了曲婉婷同Juno了。

【新紮師兄：愈專業愈苦悶】

是日當夜更，甫一接更，主管便問我會否多做幾天？我口說不知道，心裏想著要看看是否好做才決定。接著主管便與另一位師兄大談在我之前當替更的人。原來，短短十數天，我這個替更位已轉了好幾個人，大部份是因為有別的筍盤所以另謀高就；有一位年時已高的，因為應付不來，做了兩三天便不做了。

我好奇，問：「怎樣應付不來？」

一、被忽視的生活經驗：

主管說：「無記性，做不來。今天教完他怎樣做巡邏，明天又問；再教，再問。日日問，壓力大，不好意思，所以就不做了。」主管慨嘆地續說：「我看他大概有70歲了，應該是以前報細了幾歲方便找工作吧！說來，即使是65歲，若仍然要出來做保安，不可說不悲哀。現在政府提出將B牌年齡上限延至70歲，真是搵黎搞！到時哪裏會請伯伯做保安呢？現在大部份年長的保安，有不少是守舊式單幢樓的。你諗下，萬一有甚麼意外，例如暈低、巡樓時跌倒，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十分危險呢！」

當晚，我一直想著那位在我之前當更但素未謀面的伯伯，很想知道他要應付怎樣的夜班通宵工作。主管人品很好，我猜跟他休息時看佛堂講座有關。他寫得一手秀麗的字，指導我如何巡邏時也講解得清楚明白。之後，我也按著程序一一辦妥。其實這裏的工作不需太大體力勞動，呆坐守更亭、閒著胡思亂想的時間也不少；充其量未習慣巡樓時偶有轉來轉去不知轉到哪一層的感覺，未知伯伯遇到此情況，有否放慢一點腳步，站著定定神才繼續呢？又或是在各家各戶門外，有些貼上了符咒，有些掛滿了衣服，有些光管一閃一閃帶點陰森，又有些後梯間那濃濃抽菸的餘溫混和著垃圾的氣味，這些會否令到伯伯不安？

除了回到控制室報到之外，其餘的時間我都是一個人在途上，應付著重複、苦悶、孤獨、沒讚賞、沒滿足、疲倦、緊張、沒挑戰性的工作。我很想知道人生閱歷比我多許多的伯伯是如何看待這份工作，其他師兄師姐又是怎樣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他們每天每時的生活經驗究竟是怎樣？這份工作真的不易熬，一般每更長達12小時的勞動及非勞動，其身心體力和身邊發生的人事物都隱約反映出別樣工作的極限來；雖然了解同行師兄師姐的感受後未必令我做得好，但至少可以做得長一點吧。

誠然，這份工作真的不知從何談「做得好」，正如有人說要住得好，對一般人而言，實情不過是住得不要太差罷了。即使給你住上所謂的豪宅，由庸俗不堪的名稱，到毫不實用的間隔，反轉再反轉，仍不知從何說好，好在哪裏。難怪有人看到北歐的監獄景緻怡人和有相當的活動自由度，不禁會說「坐監好過住在香港的豪宅」。如此不斷地與更低的情況比較，不知不覺成為了這個城市的人判斷事物的態度。

二、保安是哪門子的專業？

我從網絡上留意到，有人不時會轉貼一些保安當更時呼呼大睡的照片，有一些好像是廣告，有一些是真實個案。但無論是真是假，留言區都會有一些義正辭嚴的保安員跳出來指罵，說這些貪睡的實Q不專業，然後怪責保安從業員被社會大眾輕看，就是因為這樣的害群之馬！

每當看到這樣以「專業」二字評論實Q的時候，我都感到奇奇怪怪的。而指責當更時睡著覺的保安員「累街坊」，更有點誇張，倒果為因。固然值勤時睡覺是不妥當的，但保安是一門專業，這話應從何說起呢？若果保安從一開始就不是一份具體面有尊嚴的工作（decent work），專業化對它來說究竟是一個過程、是一份要求，還是一種手段？

南非金山大學的Edward Webster教授與一名研究生Thabang Sefalafala前年做了一個關於保安員的工作研究。他們訪問了1 205名保安員，並向其中25名作深入的訪談，然後以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體面工作計劃」（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 Decent Work Program）的標準，與南非的私人保安業規管局（Private Security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PSIRA）強調保安業專業化作比較，以研究保安員作為底層工作與專業化之關係。

文章一方面說明了按著「體面工作計劃」的評估準則，保安員在受聘機會、工作穩定性、工資、工時、個人與家庭生活、平等就業機會、安全工作環境、社會保障和社會代表性都是問題多多；另方面則點出南非以「專業化」之命成立一個部門以規管保安業，特別是多達四十萬現職的保安員，其意圖並非要提昇保安員的工作待遇，而是要提防這麼大量的市民，因就業和生活問題極度苦悶而可能產生對社會的威脅。

雖然文章研究的地方是遙遠的南非，但出奇地，保安從業員的經驗、感覺與不斷受專業化辭令影響的情況，卻與本地的相似得很。香港這個城市擁有保安牌的人也多達二三十萬，我們也同樣以「專業」之名來量度苦悶的保安工作。這「專業」並非英美語境下說的敬業樂業與個人成長，而是透過行業內監控實作的價值管理工具。我有時甚至會想，保安員跟學生也有一點共鳴，測驗考試TSA這些沉悶的事情，根本犯不著要動用「奮發向上」這四字來包裝。一旦我們事事都要以誇大的用語來應付時，恰恰反映我們現時用以規管人生活的制度是極奇脆弱。

三、我們都是Deburau：

懷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說過一個關於苦悶（boredom）的故事。「從1840年伊始，苦悶像傳染病般蔓延。據說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家兼浪漫主義詩人阿爾方斯‧德‧拉馬丁便是論及此疾病的第一人。在小故事中有一名法國出色的神經科醫生，有一天遇到一位素未謀面的病者向他求診。這位病者抱怨他患了當時甚為普遍的疾病，因而感到生無可戀、深深的憂鬱和極度的苦悶。醫生經過詳細的診斷後，輕描淡寫地跟病者說：『你沒有甚麼大礙的！只要試著放鬆一下，找一點娛樂便會好，或者不防在晚上看看著名的詼諧演員Deburau，也許你的生活會不一樣哦！』那病者回覆：『醫生，我便是Deburau。』」

那專科醫生認不出諧星Deburau大概是因為他演出時都是把臉化到白白的，且身穿闊闊的大袍。故事有意思之處在於詼諧面龐底下，居然是眾生皆嚐的苦悶。這不純是戲內戲外，而是薄薄的搞笑或者是浮誇的華衣意圖包著厚實強烈的沒趣感受。現代社會物質生活愈是豐富的同時，苦悶也等量地增長。而實Q這份工，正是一項嚐透苦悶的專業，他們的人生反映著城市生活經驗的萎縮，其中種種社會的真相不斷被表面短暫的粉飾所壓抑。Deburau的故事好像要指出，重新關注苦悶的由來，是發掘社會改變進步的動力所在。正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獲得了正解。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