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連箂是一頭狗，牠也許不是失縱，而是忍受不了這個沉悶的世界而逃走了。」導演如此說。我心接著問：「那還活在的人，特別是主人公保安員，究竟正在想甚麼？」
上周觀賞了一齣本港鮮浪潮電影《瑪連箂的凝視》。這齣電影講述一名保安員在當代藝術館當更的經過。導演馬智恆以本地藝術家程展緯在藝術館當保安員的經歷為藍本，兩人共同創作出這作品。《瑪連箂的凝視》好玩之處在於一個被想像為高檔次的藝術空間內，有一個低檔次的職業——保安員；在高低印象之界線上，引發出許許多多的奇想。
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電影中無論是一對年青歡喜情侶，又或是在臨近閉館前才來到且細心抄寫筆記的女子，他們縱有不同觀賞藝術品的態度，但一致的，是他們都當保安員無到！正因這視而不見，在有人評論這部電影抽象時，我卻認為它十分寫實——一種看不見的真實。
一、我睇你唔到：
視而不見正是說明了保安員跟該空間的不協調，甚至多餘。我們當然可以為保安員為何在藝術館出現而找個理由：就是要看住啲藝術品嘛！但藝術家——特別是當代藝術創作者，是否真的想他們的藝術品與觀賞者之間，多了一個人作為一重觀賞的區隔？而保安員的本能反應，大概就是區隔！在周圍可能已貼滿極之荒謬的「不可觸摸」告示標記上，再多加一個會動又會發聲的「活動告示人」。可想而知，觀賞者一般會運用對待告示標記的態度來對待保安員，也就是索性當他不存在。
我不禁會問，為何常有保安員與我們同在，我們卻鮮有留意他們的時候？他們會被視作一件物件，多於一個你想要去跟他交往的人。正如耶穌將要上十字架前，曾經向門徒說：「常有窮人與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當時門徒正在議論一女子為甚麼浪費香膏為耶穌抹腳，若把香膏賣錢賙濟窮人不是更好嗎？然而耶穌看出他們的心意並不是那麼看重窮人，而只是看重香膏的價值而已。在習以為常的生活辭令與行為間，我們可能都已將不少人視作了「窮人」了。
二、你睇我唔到：
不止於此，更重要的是這種被視為無到的狀態，也內化到保安員身上。保安員固然不是警察，職責也不包括撲滅罪行，更遑論沒有師兄師姐想當英雄的，所以少做少錯，平平安安又放工，才是保安員的寫照。
有一次我遇到一名外藉男子跟一名中國籍女子向我查詢一些在我保安職權以外的事情。該名外籍男子一開始就著身邊的女子為他作翻譯，我當時也順理成章指手劃腳的給他們回應，表示愛莫能助。其實那一刻，我也真的有為他們想一點法子但不果。之後那名精通雙語的女子遂要找我的上司來替他解決問題，於是我也立即call台找主管來。
主管一到，我交待了事件後仍站著想聽聽主管如何回應投訴，藉此學習技巧。就在這時，在我八點鐘的方向有一人向我招手，原來是一兩小時前我替過她當更的師姐。我行到師姐面前，她第一句跟我說的話就是問我：「你做乜咁多事？」我心想事件我是第一個接觸，理應在場跟進到底哦。但師姐續說：「阿頭來了，你便讓阿頭處理就可以，不要多管閒事呵！」然後她拉我到另一邊著我繼續做巡邏工作便可。
事情最後的結局是主管也幫不了手，更準確地說，是主管也盡一切努力撒手不顧。阿頭們的想法是，先界定事情是否屬我們管理的範圍，若與我們無關的，一概婉拒便是。無論是站在八點鐘方向的師姐，還是具權威出現於三點鐘位置的主管阿頭，一概都是以不用管就不好去管的原則辦事，也正是這樣麻煩可免則免的態度，保安員都傾向在行行企企中，把自己視作能辨認和進行基本查證來往人事的人肉CCTV。而CCTV多是出現在能環顧四周的暗角位置，可隱則隱，絕不會為你多行一步。說來也是，在凡事以金錢來買賣勞動力的工作間，四、五十元一小時的薪水，要求保安員多加服務是否合理？這問題在我們現今社會中，居然成了一道（強人所）難題。
貧窮正解：
我常在師兄師姐間聽到一些為何當保安的原因。有因為退休後不想在家呆坐，有因為工作時間較有彈性可賺點外快，有因為做保安是為了賺快錢（且試想想甚麼人會視這樣的薪酬為快錢），也有因為早上要炒股便晚上當下更。雖然幾百萬身家守門口的師兄師姐還是佔少數，但以財富來衡量保安員，好像我們也說不上是十分底層和貧困似的。然而，究竟甚麼是貧窮？甚麼是底層？這讓我想起了美國開國元勛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一番話。
他曾描述當年美國窮人的處境時，認為他（們）「心地純良，卻自慚形穢……他備感受到他人的冷落，恍如在黑暗中摸索。人類從未留意過他，他踟躕獨行，默默游蕩。在人群中、在教堂裏、在市場上……他默默無聞，跟躲在閣樓或洞穴裏沒有兩樣。他不會遭到反駁、懲戒或責備；他只是被視而不見……完全被人忽視，並且知道自己完全被人忽視。」[1]這些昔日的美國窮人縱辛勤勞動，卻不像法國大革命時的法國貧窮人那般活於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他們其實有幾分像今天大部份香港低下階層一樣，夜以繼日的勞動和缺少閑暇，讓他們自動放棄了對政府的積極參與，久而久之便變得對政治冷感，也對自身的存在感到空虛。職事之故，對貧窮的一種理解，不一定直接與匱乏掛勾，而是跟黑暗無光無望無人無我相關，其中也充滿了對一個非正義社會的感受。
[1] 約翰‧亞當斯, Discourses on Davila, Works,
Boston, 1851, vol.VI. pp. 239-240。引文來自漢娜‧阿倫特著，陳周旺譯：《論革命》。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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