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紮師兄：重複掃慶】

「今天沒有煙花匯演，大家不要在這位置逗留，請繼續往前行走。」一名民安隊隊員在尖東文化中心的海傍拿著揚聲器，向正在欣賞維港對岸燈飾的途人如此說。

拐一個角，兩名依著欄杆而站的警員，也回應著外藉旅客的詢問。他們劈頭第一句也是「今天沒有煙花匯演！」然後補多句：「今天只有文化中心牆上的立體光雕。」

從途人及旅客的行為表現與詢問裏，其實都沒有半點要問煙花何時發放的意圖，但有趣的是民安隊與警員卻有理無理，第一句便像是要向全世界說著同一番話：「今天沒煙花，你只要繼續前行」。這樣機械式的回應，沒有令平安夜晚上站在海傍的人群散去，也沒有令旅客找到他所要的答案。警察、民安隊和文化中心的保安員只在重複著長官的指令，向著途人將自己幻化成人肉錄音機。「今天沒有煙花看」，一下子成為了他們工作上的護身符；又如兒時的「老師說」遊戲，只要在指令前加上「老師說」便是對，沒說「老師說」便是錯。

一、簡化得很醜：

這樣與當下情境格格不入的應對，怎說也是過份地簡化了人群。而如此簡化的做法，正正反映了長官眼下對人群的想像只有規管這事實，他們以為最簡單的指示，便是最好的。但每每不成比例的簡單指示，也是最不夠用的，是不折不扣的腦閉塞之作。到最後也只能不斷增加人手，令大時大節人馬叠叠的警力，成了凌駕周圍事物與歡樂之上的奇觀。明顯不過，人肉城牆式的布防與過份疏導人潮措施，是最不便、最擾民和最原始的野蠻思維，十足地窒礙理性文明的發展。說來，曾有人說香港是示威之都，這將人群都說成是潛在示威者才能是正確的說法大概應改一改，讓問題放回到專橫的警力之上才對。

除了簡化了人群外，透過製造一種管與被管的關係，往往亦帶來簡化了「負責管理」一方的效果。警方與保安員在這種環境下，好像只剩下宣告不可拿、不可摸、不可這、不可那的形象想像。但應對方法往往多於刻板的環境設定，管理一方除了有披著製服的一面外，亦應有與眾同樂的人性面龐。那閒著依欄而站的警員，不就是充分展現了「專業」榥子以外的自然體態嗎？當我們不過度迷信「有效人流管制」為歡渡佳節唯一且最高的規矩時，許多不合理的掃慶及格格不入的應對也可以大大減少。傳統智慧告訴我們：「規矩是死的，人是生的」。

二、 可以走位：

我曾參與一些派對的保安工作，在震耳欲聾的音響場所以外，是拍攝明星名人的小舞台。這些舞台除了有特約的攝影師和傳媒為大會操刀外，亦是吸引途人注目的位置。在手機已能拍到專業效果的機械複製年代，人人爭相而上舉機拍人自拍，不亦樂乎。

每每我們都會為那區域拉起防線，然後站在界外，禁止人們行得太近，並且指示他們不要停留和繼續往前行走。不過一邊做，師兄師姐們都會有不少微言。一方面是埋怨主管不設實際且過份簡化的指示，以為人都會聽我們保安員的指示乖乖而行；另一方面又會被存心不接受勸喻的途人刁難，你愈是請他們退後一步讓出道路，他們就愈是裝聾扮啞及企硬不走。

在這情況下，我們都會努力發揮民間智慧，互相想出方便人又不會令自己惹麻煩的做法。師兄師姐們其實多與大好人，所以問題往往不像我們想像中僵硬，只要保安與途人之間多點互諒和彈性，多點快閃走動和尊重，便可拍到靚相之餘又能令保安員工作順利。而有一位師兄的著眼點是，防止人推人時有人施展鹹豬手和某些擬似龍友低炒拍人裙底。

三、回頭再看：

香港在大型活動時實施人潮管制的做法，要追溯到1993年元旦日的蘭桂坊。當年除夕夜倒數，發生人踩人慘劇，最終釀成21死62傷。自此以後，凡大型活動，都有相當規範的封路和人潮管制的措施。但管制不等於重複「沒有煙花，只須前行」的掃慶，畢竟管制的前題是基於大眾同樂。除非我們都把多人的聚集說成非法和有危害性的，否則香港實在沒有甚麼如臨大敵，你生我死的決戰時刻。有說警方在去年佔中後加強了對人群的管制措施，但其實佔中已說明了香港秩序的井然，示威佔領之和平友愛也冠絕全球。

在大主題之中，我更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實際的互動。管理者與人群之間，我猜更多東西與政治一起流動。早前我到過廣州一敞，看見那裏城市的發展很快，硬件發展得很快，地鐵網絡四通八達，某些地區的樓房呎價更與香港不相伯仲。在出入搭乘地鐵的過程中，我遇到兩件有趣事。第一件與掃慶有關，第二件則是有點得意。

廣州地鐵內的保安員特別多，有一次我在地鐵月台座位旁預備舉起手機拍照，在旁的保安員隨即大聲地向我說：「這裏不是公園，不能拍照！」當下我愣住了，腦海中跳出了千個問號，最直接的是為何公園能拍照，而地鐵不能？又為何在拍攝一事上，要將公園與地鐵比較，其異同在哪？他的提醒會不會又是一種重複的掃慶？

另有一次，在地鐵入口設立的檢查處，所有乘客都需要被保安員用一枝探測器掃瞄行李，以防有人携帶危險品進入車站。但其實有好幾次當我行經那個檢測位置，保安員都沒有把我截停然後掃瞄一番。直至有一次我進到車站內轉身回望那提著掃瞄器站崗的保安員，才發現他每每在乘客經過後才從後掃一掃。這樣的做法，引起不少人轉身回望。我想乘客都在猜，為何不用叫停然後作掃瞄我？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2月27日）

【新紮師兄：看守著平凡】

「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卧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路加福音》二章8-12節）

一、光之說：

這陣子當夜更的時候，偶爾看到維港兩岸的聖誕裝飾，會想起年少的日子，爸爸媽媽帶我到尖東看燈飾的情境。

那每年一次出外看燈飾，穿上一身提早為農曆新年而買的衣裳，由海傍這邊，逛到海運大廈，沿途都是嘩嘩嘩的驚訝聲。當年能把大型的燈飾掛在巨大玻璃幕牆上，其實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後來燈飾由靜止的聖誕老人坐鹿車，進化到透過閃動營造出兩三格動態的圖案，更是奇觀中的奇觀。我記得，那些年有過新聞專輯，還走訪了燈飾設計行業及裝置過程。

今天，雖然高樓大廈每逢臨近聖誕仍會換上新的圖案應節，但聖誕燈飾不再例外，不再十分特別了。因為每天我們都活在例外之中，更巨大的玻璃幕牆上，已變成LED大電視，不停地播著廣告。每晚八時的幻彩雷射光，把香江揈得不亦樂乎甚至眩暈。其實我們對如此技術進化心中早已有底，這也正是我們對科技發展、城市進步的投射。我甚至會想，昔日在伯利恆的野地上，那主的榮光顯現場面，不就是LED燈飾再度進化後所要仿傚的境界嗎？這也許更是最初想出聖誕燈飾這東西時最基本的意念所在。但問題是，同樣是光，即使人為的光要趨同神聖之光，所要達到的目的卻南轅北轍。最初的榮光，是要照亮黑暗；燈飾的光，卻因害怕被遺忘而裝上。

二、貧窮的人

伯利恆野地裡牧羊的人（sheepherders），跟當夜更的保安員其實很相似，由於在晚上，由於在野地，他們都是毫不起眼，不會為被人看見。他們的工作同樣是看守，且有編更制度的。他們都是貧窮的，是低價值的，是靠肉身勞動而與資訊智力無關的。那活在城市裡的人，除了「野地」，除了「牧羊的人」，除了「保安」之外，基本上就再說不出甚麼對它們實在的認識來。

然而榮光照野地，使我們關注到在野地上幹活的人，知道他們在輪更地看守羊群，知道他們會活動，知道他們會懼怕，知道他們能聽見，知道他們會做決定——且是果斷及明智的決定。那怕當時是黑夜。

榮光顯現與不起眼的人，風馬牛不相及，卻構成了關乎萬民的信息，後世傳頌的故事。這不只是說野地牧羊的人，夜更勞動的底層工作者，他們與榮光毫不相干。若是這樣，這信息到最後還只是發生於榮光與牧羊的人中間。然而這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其中要表達的更是，榮光其實跟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相干，而我們每一個人，不論生下來有著怎樣的身體，處於怎樣的階層，幹著怎樣的工作，我們的本相都與不起眼的人一樣，沒有分別。換言之，榮光顯現與不起眼的人不相干，是指到榮光與我們所有的人都不相干；即是，我們與不起眼的人，其實在榮光之下，都是一樣的不起眼，都是活在黑暗之中呆等著生命的意義降臨。

三、最平凡的視角

由超驗的榮光，到實在的嬰孩，恰恰是前者居然愈來愈令人信服，而後者則容易被輕輕帶過。我想這與現實中存在太多諷剌不無關係，以致我們會追求奇觀式爆閃，而對日常生活則麻木不仁。當我們看到社會都說救救孩子，要求取消TSA時；我們每天卻仍會將海量的補充練習填入孩子的腦袋中；不怕他們消化不良，只怕自己不夠暴力地催谷。當我們看到某大商場遠道從外國斬下數十呎松樹作聖誕裝飾的同時，卻發現活動原來由倡議聖誕樹回收循環再造，為要給聖誕樹一個再生機會的環保組織協辦。當教會宣揚愛與和平，卻只限於教堂之內，而對教堂以外的弱勢視若罔聞。有說教會中產化，無他！沒有資本又怎能放下工作上教會聽福音呢？

榮光宣告了救主耶穌降生之處，那記號是一個馬槽、一塊布和一個嬰孩，那是日常生活的事物，平凡不過。沒有對自己微不足道本相認知的人，怎看大概也看不出一個水壺般大的嬰孩便是人類的救主。曾有師兄說，保安員眼中除了看見同行的師兄師姐外，也很容易看到清潔工，因為大家都是在同一階層幹活，分享著對事物人情同樣的視覺。說得有型一點，是大家對尋常生活的質地有感覺，且能彼此給力，互相支持。所以有說，人看見嬰孩是救世主必會難以置信；然而對於牧羊的人而言，那常常與牲畜動物為伍的生活，才是自然，是親和，是認同，是救贖之所在。希望無疑是從別處而來從天而降，但要找尋希望，卻不需再上到天上，因為希望已在人間，它能透過對生活的感知而獲得。

四、再到伯利恆

位於巴勒斯坦西岸城鎮伯利恆有一所St Vincent Crèche（孤兒院），旁邊有一所聖家醫院（Holy Family Hospital）。這所醫院有著全西岸最完善設備的婦產科服務，醫療水平達到國際級。但由於以巴政治局勢長期處於緊張關係，國際對巴勒斯坦政府實施制裁，醫院亦只能依靠外國志願捐助繼續營運下去。

有意義的是，孤兒院每每接受許多初生便被遺棄的嬰孩。這些可能未足月便出生的嬰孩，多數是巴勒斯坦婦女因被強姦而懷孕的孩子。有不少嬰孩甚至要住在緊急醫療病房作全天候的觀察，而醫院都是為他們提供最好的照顧。醫院的總監Robert Tabash對此有一輕描淡寫的回應，就是「最貧窮的應得最好的」（The poorest deserve the best）。這在我們聽慣了資源緊絀所以要縮減開支的社會裡，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醫院和孤兒院緊密地合作，令一個個被遺棄的伯利恆孩子得到生存的權利。他們所要的回報，並不是高薪厚祿。他們看到一個個能生下來生命，就已是一種恩賜，就是他們工作的目的。

伯利恆的福音，在戰火種族仇恨包圍中，其寶貴之處在於讓我們從日常之中重新看到生之盼。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2月 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