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4日

【新紮師兄:搵食】





近日在保安短訊群組內,一個又一個好做、簡單的十二碼筍盤貼近底價,五百元一更。與之前不時有五百五十元、偶爾六百的盤相比,就是這數十元,引來一些師兄師姐的微言,暗批蛇頭食水深;但不消兩三句往來,便被踢出群組了。初入行的新丁,連忙說了幾句好話,想著要保住僅有的搵工門路。
由於我在別的群組接job已有一段時間,自然不愁沒選擇。但其實,我只是在這數十元的差額中挑一份能多賺一點的工作而已。可能這就叫打工仔的精打細算。機智,若有的話,或許就在這些夾縫中練出來的。
搵工又叫搵食。辛苦搵來志在食。在這更那更又賺少十來二十元的時候,其餘的支出也會直接受到影響。政府為鼓勵低收入家庭繼續投入勞動市場,提供了交通津貼以作補助。在食肆工作的伙計,或者有包兩餐之便利。但做保安師兄師姐,食,成為一個問題。

一、沒有預備的日子:
通常當夜更的我,七點接更,事前都會預先吃過晚飯。最初當夜更時,我只一心想著漫漫長夜怎樣過,有甚麼工作要完成等等。但「好做」的夜班,其實就是行行企企加坐坐。以在屋苑工作為例,巡巡樓不過兩三小時,之後到停車場抄下車牌號碼,其餘的時間就坐在更亭或控制室。獨坐時望著冷清的出入閘口,精神上不像白天醒目,思想也較遲鈍,默想又欠缺集中力,發呆的時間頗多,肚子也跟著放空,不時咕咕地響。難怪師兄們在我上班報到時,第一時間便問我有沒有買乾糧。
我答:「沒有啊!」
師兄揮著指頭像是要指引某路的說:「那轉角有一間士多,還未關門,你快快去買個杯麵,不然晏一點,肚子打鼓不知怎算好。」
我於是走到那士多,一間獨市的士多。圍著一枱坐滿了一班放工鋤D的男士,各捧著一罐兩罐啤酒在打牙骹。陳舊的貨架上,放滿了杯麵,每個盛惠十五大元。我拿著專賣作夜宵的杯麵,搖起來只有沙沙聲響。當時我有點捨不得:捨不得買,隨之也有點捨不得吃。回到控制室,見到師兄們都早有預備,一大包的麵包,是實淨沒有餡料的提子麥包。他們著我翌日要在外先買吃的,不然便又要食這又貴又不飽肚的空心杯麵了。

二、冷飯菜汁也好好味:
說起食,大概不想又熬夜又抵餓,漸漸地我學會了每當更期橫跨用膳時間,都會事先問主管有沒有放飯時間,以及有沒有飯盒供應。這情況尤以參與大型活動保安工作為主。有一次主管明說沒有用膳時間,也不會提供膳食,當更時只有小休,而展覽場地四周沒有食肆,需要自己搞掂。故此我在上班前便先吃了一點東西,待晚上十二時收工時才補吃晚飯。數小時過後,企到腳軟回到控制室頂替別的師兄更,我望著那一兩部的電腦熒光幕,數十格的監控畫面閃下閃下,肚子也開始依著節拍餓起來,原來時間已九時許。這時展覽場所另一保安主管也步入控制室。
他第一句便問我:「餓不餓?」
我客套地答:「你唔講我唔係好覺。」
然後他指著放在牆邊的紙箱對我說:「那裏有飯盒,餓就拿來吃吧。」
原來裏頭是上一更的午餐飯盒,雖然隔了數小時,飯都凍了,但我卻覺得自己走運。在所餘無幾的飯盒中抽了一盒魚香茄子來吃。兩三分鐘的狼吞虎嚥,填滿了開始疲倦的身軀,也解決了零時十分放工後到甚麼地方找東西吃的難題。

三、偶然遇上的驚喜:
說食說得好像有點悽愴似的。不過偶爾其實也有驚喜。有一次,也是半天吊預了要頂肚餓的更期,主管依舊說沒有放飯的安排。但六時許,偕我一同站崗的師兄,他是隔鄰組的,突然走向他的主管身邊說了幾句。然後手裏拿著一張便條似的紙張向我遞過來,只說一句:「拿著!」當刻我有點被關照的感覺,原來那是一張飯票,憑票可換一個熱騰騰的飯盒,還能配飲料一杯。手足情誼,不問究竟,大家都知道一盒飯在當更時的重量與價值。
還有一次,參與由外國品牌在著名酒店舉行的派對保安工作。在預期沒有半小時晚飯時間的情況下,主管居然安排了輪流休息加晚餐時段。他指示我們往升降機方向走,按十字,出了升降機後直行到尾,推門進去便可用膳。在這種半帶虛擬escort的指引下,我起初以為那最終會通到一個員工休息室或廚房旁邊的一個轉角位之類的地方。誰知,推門進去原來是一間相連的酒店套房。鋪滿在枱面上一盤一盤的食物,十足像自助餐一樣。頓時像時空轉移般,所有為展覽會打工的員工,開心吃著東西,看著電視,躺在沙花上,享用一下華麗的廁間。怱怱半小時,真箇有著回氣而不需趕忙的自在。

四、隱世茶記早餐:
一般情況下,完了一整夜的當更,師兄師姐們都會以極速離開開工現場回家,我也不例外。但在屋苑當更吃杯麵的那個晚上,我突然問主管收工時附近可有甚麼東西便宜好吃,心想要為把那半空的肚子填個飽滿。師兄回說那兒四境無甚麼可吃,但屋苑內有一茶餐廳,六時便開門營業,可以一試。說著,師兄們突然發現他們在那裏工作了一年多,都沒有光顧過那餐廳。每天都是急步回家,在家門附近少吃一點東西便破門上床呼呼大睡。
收工的時間,我伸了一個懶腰,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氣,更換了制服便走進那茶記。坐下時望望餐牌,有一點感動。二十五、二十六元的一個早餐,有餐肉蛋再搭配一碗麵,跟餐還有飲品。我坐下點了一頓價廉的早餐。不消一會,主管居然也來了,隨後同更的另一位師兄也來了,大家都讚嘆今時今日還有平早餐吃,遂各點了一模一樣的早餐,配了一樣的齌啡,望著電視播著的晨早新聞。
平常人一天的開始,我們卻以此作結。早晨,晚安,有點分不清。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821日)

2016年8月7日

【新紮師兄:虛空之強力】



 「我就是對著幾部靚車,企成日。這大概是因為保險的原因。所以今日這份工作,沒有之前那麼沉悶。」師兄如此說。

儘管有多愛車,戀物成性,整天目不轉睛地對著動也不動的汽車,那價值的對立,其實荒謬至極。但更堪玩味的是,眼前的展覽館保安工作,薪金和待遇都不是太好,卻相對地變成了筍盤。
筍盤之好,不一定是行行企企等時間過的。對於某些還想找工作意義的人,可以有同儕傾傾講講,互相補位,把事件完成,才見滿足。這樣看來,同聲同氣的師兄師姐,彌補了工作中被剝削的遺憾,在有更悶更差更無聊的工種包底下,構成了新價值。
我們就是在不久之前,在這展覽館內,當著相對於最差而言沒有那麼差的差工作。藉由友誼成為某種援衝,略過了不公不平等的大背景,承受著本來令人吃不消的差事。在這種沒有了崇高理想與自由作為指標的環境下,一切盡見無奈。而應對困境的方法,也只能圍爐取暖,說說生活中的笑話與甜故。時間終會過,工作完成了,微薄的薪水賺到了,事情也就完成了。明天,一切又重復再來。周而復還,沒完沒了。

一、同一空間,不同體驗:
誰知同一個讓一眾師兄師姐經驗荒誕生活的場館,坐落在九龍灣會展三號館的空間,在近日上演了另一幕更令人失望的鬧劇:2016年立法會選舉簡介會。真相原來是令人絕望的。由於選舉主任否決了六位申請參選立法會的市民的參選資格,有不少的候選人在簡介會上,以各種方式進行示威:有衝上台與馮驊大法官理論的,有舉起標語抗議的,有被保安拖走的、有被便衣從後㧜頸的等等,這一切都十分合理地發生。面對不公不義的做法,示威本是必要,也是合理的反應,但令人難堪的是,這些必要且合理的舉措,卻未有得到社會應得的迴響。反之,那些娛樂性和趣味性較高的戲碼,如近距離的對嘴謾罵,以示威作背景的團體自拍,卻吸引到奇異的公眾目光。
無他,針對著更大更惡的權力亂舞,百般的無可奈何,頃刻之間將抗爭的意義與價值都一併否決了。意義不再坐落於面對強權時的反抗,因為我們在反抗之時,心裏同時間也吐出了一聲聲「嘥氣」。巨大的低氣壓促成了無可克服的無能為力,我們見證著整個社會在變,由社會不公侵害著師兄師姐的工作間,再度蔓延至政治的領域。真心相信一個人和人些事,從對道德高地的關注,朽爛成為插圈弄套的手段。在原有價值進一步瓦解的荒謬世代中,支撐著人去面對的,是圍著的嘲笑和無定向的亢奮。那出現在同一空間中各事情的分量與輕重,原來早已觸動保安師兄的神經,也改變著我們的生活與態度。

二、用激光漂白那事件:
曾幾何時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民運,連繫了學生、工人和市民,浩浩蕩蕩改變了一個空間的定義,創造了一樁事件,刻鑄入整一代人的血肉骨髓之中。後來,在2010925 日,於同一地點,舉行了激光水幕表演。激光在水幕上映射出動畫,呈現民族團結、祝福祖國、歡慶國慶等圖像。一個空間當然不止容納一種活動,實情是,有林林總總的活動可以發生,正如八九民運也可以有人在廣場上翩翩起舞的情景,它們所說明的是,對文明價值的追求,在血和淚以外,還要在具體的生活實現。廣場上的日常生活,意味著我們追求著尋常自然不過的生存與生活權利。然而那激光之中,極度誇張壯麗的投射,只許沒有面孔的人民依著主辦者的框框而歡笑,無從說起自由自主的決斷與及社會多元差異間的尊重。

三、不容深究的下注:
明顯不過,以更荒謬還荒謬,以更惡來勝惡、以景觀取代意義的追尋是致勝之道,在新世界中得到了不少掌聲與和應。但嬉笑怒罵就是所有或佔據了大部份的(政治)生活是否能帶來時代革命,其實無人說得準。看真點,或許不過是一場買大細的豪賭。你或會說不賭不知身體好,但錯綜複雜的歷史,除了包含了許多的錯失與豪氣外,還有一個個堅韌的實踐者,默默把追求良善的未竟之志兌現。如是說著,當下的尷尬也許是表面的激情、內心的戲笑、權術的較勁,也可以被說成也充滿著堅忍、沉實、熱枕、認真等情操。道理的扭曲,把政治中某種善良的友誼,轉繹為純粹的玩伴;敵我,不過是遊戲中的攻守搏奕而已;生死挪用著宗教語言,卻有欠嚴謹。

四、正解虛空:
回想那天當更的空間,活動因要營造特定氣氛,場館都變得暗暗的,舞台打著迷幻的燈光,配合樂手演唱的音樂。那圓圓的場館,那個像外星飛碟的天花板,我隱約感到一份親和與歡樂。音樂的愉悅,令人陶醉。一切技藝皆講究與到位的演唱會,不需金句,也不需過度的政治詮釋來賦予意義。大概是生活價值不斷被掏空,我們才需要別樣的補充,填滿虛空。聖經《傳道書》有云,虛空的虛空,一切皆捕風。那虛空,原文直繹其實是荒謬。任憑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狹義的政治技藝佔據了意義,一切都好像捉不緊,釀成快快歸邊尋穩妥,扭曲也視作尋常的處事之道。那虛空,那荒謬,忽略了人對生命的自重。彎曲悖謬的世代,好好保重!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8 7日)

【新紮師兄:失去太多了】





「今天是最後一天嗎?」
嘉圖紙業製品廠林少青師傅答:「是。」接著指著切紙機說:「最後把它拆件便完結。」

一、萬能老倌:
據說是因為林師傅的健康和生意問題,才把經營多年的紙品廠結束。對於客人而言,這肯定是一種損失,因為像林師傅一樣的老行尊,根本就是紙品的活字典。客人要甚麼,只要一開口,幾乎都能找到、辦妥。就好像舊式糧油雜貨舖,客人買東西很少自己動手,因為店內貨品的擺放秩序全依老闆的理性就手而為,客人往往只消朝向舖面走著,在與老闆取得眼神接觸的距離時喊出所要購買的東西便是。錢銀交收只是一瞬間,別的時間都是工藝技術演練:如何用秤稱量東西、如何把升斗的油從鐵筒內盛進玻璃瓶、如何將紙裁好疊好等。就是這樣,做著也寒喧起來,閒話家常,人情洋溢。
林師傅見面時開口便說:「要甚麼?只管說。」那種從經驗累積起來的知識與技術,獨到,無出其右。我很好奇,這樣伴隨著香港走過工業繁榮半世紀的行業,若我們失去了它,將是一回怎樣的事?

二、雙重出賣:
上世紀末香港工業北移,一下子像乾旱來臨,令大量勞動基層由一身好武功,變成一無是處。那時社會剛向知識型金融地產方向轉,憧憬未來一片光明。然而這樣的光明前景,必須借助階級分野來開創的。那在新時代中頓成無用之人的,經由大量新創工種,如保安、外判清潔工、速遞員、家務助理等,繼續付出血汗。本來這類工種只要老老實實,還可以辛勞得糊口,生活自在滿足。奈何社會在一片金融地產投資潮流中打滾了好幾個十年後,丁方小單位也被強稱豪宅時,基層不再是社會之基石,遂淪為被棄與被懲罰的一大群。一百幾十萬的底層勞動者,上不了公屋的便愈住愈細,整家屈身於劏房;像嘉圖林師傅的一人小生意,也有不少面對租金颷升壓力,被迫提早關門大吉。
工業轉型令人失去了技術,居住環境進一步萎縮壓下來,雙重的窘迫下乏人問津:他們下一天會如何?一個社會若只有我的明天,而別人的(沒有)明天就用學歷不足、知識不足、性格缺憾、精神扭曲來合理它,這樣的城市,失去了良心,換上了殘忍。
我們不能說,他/她有問題,所以便被社會遺棄。若他/她真有我們口中所說的問題,那我們這些能判斷問題的人,不就應想方設法去替他/她解決問題嗎?我們為何會一邊說他/她有問題的同時,又會說問題大到我不能解決,所以自己管不來?那我們是否本身也有「不足」和「缺憾」的問題?若我們本身都有問題,何以我們的問題要比他們的問題優越,要先獲得社會資源解決處理?如此問下去,大概我們會問出一個答案來:我們就是他們有問題的一個原因。我們沒有盡力去改變他們的處境,令問題得到解決,任由泡製出來的問題決定他人的人生而撒手不顧。

三、還有取捨?
早前探望一名駐守墳場的保安師兄,跟他巡了山,走過一轉靈灰塔,看過他駐守的更亭。那八小時的更次適合住在附近的他。工時相對短,工資雖也少,但其餘的時間讓他可以在工作以外有其他的生活。他原想轉換工作環境,希望試試商場寫字樓的保安工作,或者也能多賺比最低工資多一點點的薪水。但在他見工的時候才發現,保安公司在招聘廣告上所寫的八小時工作,原來沒有提及經常會加班的三小時,亦沒有包括放飯的時間。如此加起來,跟十二碼(十二小時)的更次其實沒分別。
我問師兄是否往某大保安公司見工,他點頭,好奇我為何知道。我當時說是盲猜,但實情是,商場保安來來去去也是由那兩三間公司包辦。而這一間,又出了名刻薄無情。這一切的所知,全因我也有報過那公司的工作,受僱於那公司。接工作期間聽到不少真實的個案,有拖欠薪金,有小圈子一堆堆;若不朋不黨,很難有好位看守。也正因為此,我有好幾個月沒有接這公司的工作。反正兼職的保員安,可以同時登記三間公司。東家唔打打西家!
近日,我收到那間公司給我的信,要跟我終止僱傭合約。信中沒有提及任何理由,大概是電腦系統程式化地做年結,發現我這人沒有甚麼貢獻,所以把我這兼職撤去,要求我退還制服吧。不過,這一終止合約信件,證明了我的身份價值,在那公司不過是微不足道,隨時可棄。
有同行探訪墳場師兄的朋友說,加班這回事,一日十二小時的工作這種模式,對許多寫字樓文職打工仔可能是尋常事。然而文職打工仔多不會反枱,別個臉辭職不幹。相對地,保安底層工人企得較硬正。一時間我不太懂得如何比較兩者,但肯定的是,兩者都在感覺上不自由,選擇也少,有種動彈不得的難處。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724日)

【新紮師兄:包包情真】




「這個包包是我先生要我常戴著的,裏面裝了我所有的東西。去到哪裏我也不除下的。」華姐笑著臉地說。

由於工作關係,所以早前我隨一班朋友探訪清潔工友。那是位於大坑的一所公廁,由食環署外判清潔公司管理。受訪清潔工叫華姐,剛由做了多年的鵝頸橋公廁調來這裏的。
華姐個子胖胖的,說話坦誠直率,笑容可恭。與華姐閒聊片刻,除了她曾參與追討無良僱主遣散費的工運辛酸史外,從她口中聽得最多的,就是她那已仙遊的老伴。每談一事,你都總會覺得他們仍在一同生活,一同帶笑地熬著勞苦的日子。

一、明搶:
常說基層工友好辛酸、受剝削,這是不爭的事實。僱主跟打工仔談公平,大家要平起平坐,這本身就不公平。兩者資本財富的差異,何止差在起跑線上,在大企業大公司裏簡直是無盡的主奴階級之別。當下社會談退休保障其中關於是否取消強積金對沖問題,已清楚不過地說明那剝削如何在制度中獲得「合理」的說法。
簡言之,強積金對沖就是僱主可以將其供款部份轉作解僱僱員的遺散費,變相在僱員應得的棺材本中割出一半作遺散用。同一嚿錢,在僱主手上可改變名義,然後在解僱員工時俾少一筆,此舉應正名為打劫,而非金融行話的對沖。然而資方代表常祭出若取消對沖,中小企商戶在經濟低迷不景氣下,勢必頂唔順。這說法誇得觸碰到謊言界線。
至少看清問題時,我們應要將大中小企好好地分辨一下,不要將但凡僱主都看成為跟首富一樣的大財團。若不好好認清僱主中的分層高低,公平是無從談起的,最後亦只會是小商戶不斷被大企業大公司抽水,借弱者之名繼續合理其不道德的無良經營手段。
其實多少能貼近打工仔的小商戶,他們與僱員都有著互相關照的具體生活關係,在僱用與受僱之間,充營著感情。舉例在領展建華貴租霸道管理下,小商販會說,若不是已經營多年,否則來到今天,打工其實好過做老闆。由於被迫結業在即,他們也不會再另找舖位再做了。這些結業的無奈,問題根本不在員工身上,也不在有沒有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上。這是大食細的問題,是愈冷血招搖撞騙愈惡便愈得逞的問題,這是墮落的問題。而強積金對沖安排,恰好要將香港推向做生意就大晒,並應有數之不盡的特權才啱數的境地。但如此單一狹隘的營商思維,在關注可持續發展下愈來愈多講責任倫理的今天,顯得十分過時老土。說到底,在香港當下的情境中,取消強積金對沖除了是要還僱員合理的酬勞和應得之份額外,亦是為要打破盲目崇尚商人至上的社會意識。

二、戴上:
我就是在這樣充斥著勞工權益不公義的背景認知下見到華姐的。有趣的是,在受剝削要爭回公理的一面以外,吸引我注意的,首先卻是繫在華姐腰間的包包。可能是當保安的我,在工作時也會戴一個腰包的關係,我好奇華姐的腰包內究竟裝了甚麼。我的開工包包,裏面裝有電筒、筆、簿仔、手提電話、錢包。但華姐的包包比我的大,她說裏面有她所有的旅遊證件和隨身物品。之所以有這麼厚重甚至會造成對工作有點負擔的包包,全是他老伴的建議。
依華姐憶述,老伴待她像女多過老婆。事事再三囑咐要這樣要那樣,以確保萬無一失。有甚麼事發生,隨時便可動身。雖然我想不到會有甚麼事發生而需要將所有證件都常帶在身,但這其實不重要。大概任何一段關係多少都會為我們附加了一點東西,差別可能是有形或無形。姑勿論如何,既已背上了,就成為我們的一部份。
華姐遂由包包,說到她手上的指環,再說到他與老伴走過的灣仔日子。原來華姐與丈夫曾經幫其父母打理食店生意,後來家人退下,他們四處籌期仍未夠數,最終未能頂手繼續經營該店舖。輾轉,他們又當上小販賣雪糕飲品,就是那些大清早向牛奶公司提貨,白色車身,撐著七彩大雨傘的那種小販車。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好一段日子。後來,華姐幫手一些清潔工作賺錢幫補家計,工頭看到她能幹肯做,便邀請她加入清潔公廁的大隊。她因此就當上了灣仔鵝頸橋公廁的清潔工,一做就十多年。由店舖到小販再到公廁清潔工,面前的華姐可說是一名灣仔通,你或許也曾到過她管理的公廁。
是甚麼令一個人能做上公廁清潔工十數年仍然樂天開朗?清潔工其實也是無薪地兼任公廁的保安管理員,她的存在多少確保了廁所的安全,打埋算盤都算是同行。然而孤單一人密密做,由早上六點許便開工,做到下午五時半關門後執搭手尾,這些無聲的勞動服務,在來去怱怱的片刻不曾為人駐足留意。可以肯定是,華姐工作內外是那十數年的包包真情伴著她渡過每一天。若說工作中充滿剝削,其中之一不正就是削走了我們看到華姐這樣一個有經驗、有故事、有歷史的人的機會?

三、從前:
在我面前是一個偉大的人。而一個人之偉大與否,並非因她是一名參與基層勞動的清潔工就自然變得偉大;反之,偉大亦不會因為你不是或未成為一名清潔工而自然而有。從瑣碎細微到偉大地去了解一件事、一個人、乃至一個集體的大我,才不會見林不見樹,或忽略、無視、否定人的複雜性。這樣才更能讓我們誠實地接受現實,為自己、為別人留一條通往更新之道路。或許浪漫、理想、現實三者之間,在此才可找到個兼容之時空。
怱怱走訪過後,華姐回到廁所的一個小間隔,用自己的電飯煲,弄了自己的一個速食麵做午餐。在一條小馬路對面那日式料理店,擺出是日推介,接近一千大元的精品晚餐,相映成趣地讓我們定性這是的一個中上產消費的小區。但這種定義是排他的——透過排除華姐、掃街的工友、倒樓的工友等基層生活勞動者在社區中的位置而成就的。但現實是,他們都不是蛀米大蟲,甚至是必要但無情地定義我們身份階級的人,他們都不是可以輕易切割取消的。既有眾多選擇的食肆,亦有因時間有限而不能離開這個社區外出用膳的工友,能否想像一下,當區的食肆集體認頭廉價地為在地基層勞動者提供午膳,為冷漠求自保的城市添一份應有的暖?
別了大坑,步出大街乘車回家。五六月份,春夏之交,風兩無常,好好守著一份有血有肉的記憶與難忘的物事,說不定是走過多少年頭後仍能堅持下去的靱力關鍵。這個地方,一路走來,一只白蠟,亦如從前。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529日)

【新紮師兄:斷裂】



端午節下午,與正在工作中的大廈清潔姐姐乘坐同一部升降機。她禮貌地對我說:「今日你地休息哦!」
我回:「係呀。但公假你仍要開工,辛苦晒。」
她說:「唔辛苦。你地好好,今日俾我地可以早一個鐘頭收工。原本收四點,今日三點。」

這位清潔姐姐一向做事勤快,主要負責我所居住那幢樓宇的清潔,是我十分佩服的人。我不時會想,這樣一名勞動者是如何煉出敬業樂業、待人熱誠有禮的工作態度呢?她每一句問安,都是帶著朝氣與活力的。會否在她腦海裏沒有足夠的字詞來衡量辛苦不辛苦?是否體力勞動釋出的安多酚足夠頂著她每日所受的壓力?這樣一加一減就得出樂天性格?不會吧!
說來,「壓力」和「辛苦」與生活環境有關。在資訊發達的年代,每天對著電腦多過對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是否也一併將語言本來固有的情感與身體經驗掏空,一下子化約成純粹重複的操作?久而久之,我們口裏說「辛苦」和「壓力」,會否與一名體力勞動者所經驗的是兩碼子的事?念念辛苦與壓力,其中多是想像;想像之中又容易無定向地挑動著情緒大起大落。真實世界出現嬗變,出現散落各處的斷裂。

一、
進到正面對地產商收地的馬屎埔村,這種經驗和認知的斷裂更加深刻。大眾可以從新聞或報章上相關的畫面看到,這邊廂約二三十人在守著田地,那邊廂地產商一下子僱下三批共超過二百名來自不同保安公司的保安員,進行圍封、把守、監視等工作。每一次保安接到指令要開動時,沒有一次是不成功的。加上法庭頒布臨時禁制令予地產商時,清楚地指出私有財產是法治的基礎,令地產商更有法理依據行事。
當工人進行圍板時,保安便架起重重人牆,分隔守著田地的人與燒焊工人。在最前排與守田者有肢體碰撞的,都是那批南亞裔保安。無他,皆因這班保安被認為是體格較健碩,相比做慣屋苑及看守活動的本地保安更弱勢,最適合被調動做這些爛事兒。
二、
我認識一名站在最前方的守田者,她一直抱著鐵柱,不容工人圍板燒焊。在她面前,就是好幾名南亞裔保安員。她對保安員表示,知道他們都是辛苦工作,但無奈基層鬥基層,大家都是受害者。保安在動手把她拉開時,也份外小心,還輕輕拍拍她的頭,免得她碰到鐵枝弄傷。這樣的體會互諒,要比此起彼落的互相指罵混亂更值得深思。
友人生活在南亞少數族裔聚居的社區,每天都會接觸到他們。她對他們面對的生活困難,也知道不少。他們的生活不只是經由媒體中介的純粹悲慘世界,其中也有人與人相識交往的豐富層次。是這樣的認知,在面對衝突場面來臨時,令到守田者和保安都懂得分寸,學會尊重。

三、
當然,有守田者在眼見財雄勢大的地產商以暴力相對,盛怒之下口出惡言無可厚非;但要求本身已屬社會低層的保安員放棄工作,還要深切跟他們的神明反省其行,其實於事無補。畢竟今天的情境不是八九年最光輝的香港。當時的清潔工人會拒絕清理新華社門外的大字報,警察會向民主臺的市民借出大聲公。將事情如此重疊來看,今天我們要守著的,除了是一片片以發展為名被收購重建的田地外,還應有與我們歷史中的記憶和未竟之志。
當對峙場面稍為緩和下來,守田者與保安員各自都拿出手機,查看收發短訊,與自己的朋友交流情報。這一刻的日常,滿布了整個空間,一眾緊張的臉面露出微笑。但平凡與沒有動作的畫面,不及其餘二十四小時中的一時三刻,符合鏡頭的口胃;也無任何政治因素非播不可,所以你總不會在媒體中看到。其實大部份時間我們仍是我們,同在一空間中,被成群的蠓圍攻,分不清你我,也無需分你我。但當遇到財團資本在活動時,一切在科技資訊中高速略過和隱藏了的階級、種族、性別,便會走到我們面前。原來一切仍然很赤裸,沒有多少文明過。

四、
入夜保安交更時,我在馬屎埔見到一位很面熟的師兄。想了一想,記起他曾與我一同做過大型活動的保安工作。由於當時大家守不同的位置,所以只是報到時碰過面,沒有交談,不算相識,也沒有交換手機號碼方便日後聯絡接job。聽其他資深的師兄師姐說,此人見高就拜,愛小圈子,不甚友善,不是好人。在這些較大型的保安工作中,十二小時的輪更,大多就是圍著說這說那說是非,令漫長的夜晚好過也快過一點。
一張保安證,若做兼職,最多可以幫三間公司打工。這一次,這位師兄就穿起了這間公司的制服,很快便走進了被圍封了的田地裏去。在本地保安公司的保安都交更散去後,我穿著一件汗衣,在遲遲未散一圈圈的南亞保安員旁邊,找著機會跟他們寒喧,縱然都是一句起,兩句止。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612日)

【新紮師兄:硬正生活】



終於開工時碰到親戚了。這是一個遲早會出現的畫面哦!
自成為師兄到現在,我一直在想,若果當更時遇到親友,那一刻會是怎樣?她/他會說甚麼?我又會說甚麼?會否有點尷尬?是否需要解釋許多?

一、
由於近月主攻展覽及活動的保安工作,流動性較大,與人的關係都是擦身而過居多。那天我在一個音樂會中值勤,主要負責確保貴賓席不被其他觀眾誤闖,維持那種有錢人專享同一場合較高尚感覺的特權。據聞,最貴的票多是被內部提早認購的,供粉絲們公開搶購的少之又少。
就在觀眾開始入場的時候,有些買不到最貴票而退而求其次的樂迷,找到了坐位後,也不忙行到他們所能行到近舞台的最前位置自拍一番。就在某人走到我面前轉身拍照的一刻,四目交投左猜右猜了好一陣子,原來是數年沒見的親表妹。對!我差點忘記了,她是某位當紅核心歌手的粉絲。當晚她偕兩三友伴一同捧場,手拿著發光的棒棒,要為偶像打氣。
表妹第一句便問我:「為何你會在這裏?」
我回說:「開工囉!」
「你做甚麼工?」
我指指自己的制服,便說:「保安呀!」
她一臉好奇的:「點解你做保安嘅?乜你唔係讀工商管理的嗎?」
我呆了一呆,想了一想,我甚麼時候讀過工管而自己都忘了?即使是親友中最疏遠的也只會說我是當教會傳道的。這一刻,我才意識到眼前的表妹要比認識我的外圍親友更外圍,雖然我們此刻廁身於音樂會的核心位置。
我跟她說:「我是教書的,也做了保安。」
這時候,她的同伴也加入對話,向她問我是誰?
表妹說:「他是我的表哥。真表哥!」
原來今時今日,說表哥也要在前邊加上一個「真」字。說我是她表哥難道有任何的誤解會發生嗎?表哥二字在今時今日應不會時光倒留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用以指涉偉大祖國的同胞嘛。但這個時空交錯的城市,其實又有甚麼是不可能的呢?
她的友伴們隨後連連表達:「是真的嗎?真是你的表哥?……
為免那看來會拖一段短時間追問的「是真的嗎?」我接著以肯定的語氣說:「是真‧表‧哥!」
她的友伴們之後便以十萬分羡慕的眼神說:「你就好啦!可以免費睇音樂會。」打下數條問題就是好奇地問我會做多次場次,除了這音樂會外,還有別的演唱會會做嗎?說著,說著,說到我覺得可以推介她怎樣取個保安牌似的。
由於表妹和友伴都是當天的超級粉絲,所以她們走到較前方支持偶像的動作時有發生。我在維持秩序的同時,偶有留意她們,看著她們揮動發光棒,跟著音樂與歌聲擺動身體,好不投入,樂在其中。

二、
其實在當更時見到朋友也不是第一次,就是學生也曾遇過,只是沒有相認。有朋友以為我是為了做甚麼研究調查而當保安工作的。來到這刻,我想,或者是,或者不是。自由工作者大多不是忙死就閒死。老爸一輩都是日頭一份工,晚上一份工,為求湊夠生活開銷,生兒養女。這就是生活。沒甚驚喜,偶有趣味,我慢慢適應下來,縱然說不上有規律,但總是接受了那起伏的節奏。環境匉訇,日復日不經已磨出了一點踏實。
這次與表妹的碰面,明顯沒有預期中不知說甚麼好的場面,一切都很自然,自然的對答交談,自然的歡笑。她也是打工仔一名,會用過千元買票看她寶貝親愛的偶像,又會到外地旅遊散心減壓。生活也許磨人,許多人說不上找到理想職業,未能學以致用,每天返工沒趣;但大家都在找方法來過活,從中學習分輕重,在保住命仔來受氣的同時,為自己添一點生趣;可以的話,也找生存之意義。
如是說並非因我看透世情,而大概是我從師兄之間碰到的是,大部份生活在這城市裏的人,都這樣差不多地共同經歷著如此種種。

三、
近日讀到一篇文章,指外國愈來愈多用「硬正」(Grit)來要求及鼓勵貧窮學童上進。文章的作者從歷史角度重新梳理這種社會指導思想,指出自十九世紀末,「硬正」並非針對貧窮學童,而是針對那些沒有上一代般勤奮的嬌生一代,以港式廣東話說,即類似港孩的新中產一代。那些奮鬥過的上一輩,此後甚至發展出簡樸生活來作為家庭教育模式,以鍛煉出能忍受艱難生活的子女。
文章亦指出,貧窮的學童在研究中根本不乏硬正的質地。他們本就是來自一個需要硬正的環境。故此,如此針對貧窮學童的硬正要求,一方面是無視他們所處的實際艱難環境,以圖卸去改變這種不公平生活條件的責任;另方面也就是浪漫了貧窮本身。從這我們可看到,今天那些出自無良僱主口中的風涼話,指成功需苦幹,實在是十足不負責的說法。可知,貧者就活在苦幹之中,他們的真正需要並不是再添更多的苦幹,而是減少艱難,並改善他們的苦境。職是之故,任何以改善基層生活的措施與倡議,若要與入息審查掛勾然後造成將該階層的人再行分門別類,這根本就是要製造更多「無用之人」,然後向他們說「加油、加油」,而自我卻好像做了大善人一樣以言語普渡眾生。

四、
電影院正在上映日本小品電影《小花的味噌湯》,戲中那身患癌症的母親跟四五歲的小女兒說,要好好的生活,要吃得好便要煮得好,因此要學好和學懂弄味噌湯,學會做飯。如此從食物這日常不過的事情開始,培育面對惡疾困難時的不懈堅持,這就是生活。那在聖經舊約中充滿冗贅、重複說「誰生了誰又活了多少年在生兒養女」的家譜書寫,在尋找英雄拯救世界的年代,跟戲中那一條命、一口飯、一啖湯水、愛人愛己的小花與媽媽,有時更實在地讓人重拾對生活之盼望。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515日)

2016年5月24日

【大芬村半日遊】

正當莫耐來港,一下子令沙田瘋狂了數天,文化博物館在未來一段日子變成了親子、學校朝聖之地時,我想談談深圳的大芬村。

那些甚麼國家級大人物到訪過,獲評為國家文化示範基地之類的黨話不多談了,自己上大芬村的網站搜查便可看到。寫寫大芬村,有兩個目的:一為指路,作點半日文化行程推介;二為記錄,作為一個可能好好玩的研究做點資料筆記。

交通路線:
去大芬油畫村一點都不困難。東鐵由羅湖或落馬洲轉深圳地鐵即可。我今次由羅湖口岸往返。從羅湖乘深圳地鐵,只需在老街站轉龍崗線往雙龍方向的列車即可到達大芬站,地鐵全程約三十五分鐘左右。
由於深圳地鐵跟香港地鐵幾近設計相同,到達大芬站,找到A出口,行一小段約五十米的天橋右轉直行二百米便到達。

行到地面不遠有這個警崗,窗上大大隻字寫著大芬油畫村200米

行程時間:
半天。由早上10時至下午2時。

遊經地點:
大芬油畫村、大芬美術館。

大芬油畫村:
油畫村這裏有字畫和許多畫師在複製名畫。逐間行,印賞逐個畫師在畫畫,也可以待大半天。而且這裏有家鄉餃子牛肉拉麵店,又有咖啡室。行到倦了、餓了,完全不愁沒可吃的。
油畫村不大,大約五至六條小街而已。
各條橫巷均是畫師勞動的地方
油畫村有一些小孩走來走去,是畫師的小孩

畫師謀生工具
畫師在創作自己的作品

大芬美術館:
這是必去的美術館,主要是與油畫村一街之隔,夠近。行到油畫街盡頭,便見到這座敞大的建築。美術館是免費參觀的。裏面展覽的都不是舶來藝術品。中國地大脈博,光是一街之隔的油畫村都已是卧虎藏龍了。

美術館的建築已值得細看欣賞
美術館和油畫村都有官網,參觀前不妨瀏覽一下,說不定碰上好展覽
館內不見有禁止拍攝告示。遊人也偶爾拍一兩張作品,皆因細心欣賞較拍下更好
館內某些地方的採光設計
另一採光展館,空間感大
另一展館
展品
展品
回程坐深圳地鐵便可,五蚊人仔便到羅湖
國內甚麼都有,一小時的生活圈不獨是深圳廣州過來香港買日用品,也有香港到深圳廣州去吃喝玩樂買書看展覽。當然兩地往來工作的人口實在不少。國內實在不愁沒有好的展館、沒有有才之士。只是,在地鐵上要比香港更多的低頭族,展館要比香港更能做到本土,以及油畫村的自然有機集結與擴大比日漸消逝的香港老區更有空間和持續發展條件,這些都在很快很短的時間內出現。一切還在突變中,有形之餘究竟內容如何,一時間我還摸不清。但社會平常生活的形態,譬如畫師在畫畫,妻兒就坐在旁觀看。這些情景好實在地說著存在狀態。

2016年5月1日

【新紮師兄:把尊嚴要回來】



2010328日,安裕周記刊出了一篇叫<把尊嚴要回來>的文章。安裕於文章中以「死也要死得有尊嚴」的危疾老人企圖跳橋輕生被救,以及韓國準備在中國遼寧找尋一百年前刺殺日本駐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的烈士安重根遺骸二事,透視個人與民族尊嚴狀況,藉此狠批立法會議員張宇人那二十蚊時薪的言論。
六年後春夏之交的今天,當日觸動報人安裕目光,被稱作在報紙上久違了的「尊嚴」二字,又從兩宗如點般的事件中出現,被連出一條線來,讓我們能一窺香港社會當下的面龐。

一、
第一宗是國際新聞,1989年震撼足球壇的「希斯堡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終於在本月26日有了最終的法庭上訴得直,利物浦球迷多年承受的歷史污點,沉冤得雪。這是一次真相之爭,也是尊嚴之爭。
另一宗同樣發生在本星期,位於香港新界東北的馬屎埔村,被恆基地產動用過百保安收地。有村民及支援者發起守村、護村行動,以身軀阻擋挖泥怪手,被保安暴力對待。從現場片段報導中,看到村民和支援者站在挖泥機面前的堅定眼神,那不單是人的尊嚴,也是近年倡議實踐本地農業的農夫們所說的土地尊嚴、土地正義。
兩宗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都在訴說冤情,都在說著關於尊嚴的故事。

二、
希斯堡慘劇成為了英國法律史上聆訊時間最長的案件,死難者家屬用了長達27年光陰,為當年在事件中逝去的97條生命討回公道。法庭判決當年的利物浦球迷屬於非法被殺,球迷並非導致當年人踩人意外的元凶,真正要為事件負責的是警方的疏忽與失誤。
聆訊中,負責當年事件的總指揮警司David Duckenfield在庭上承認判斷和指揮錯誤導致慘劇發生,並且在事件後,捏造謊言將責任歸咎於球迷不依指示,誣蔑球迷衝開閘門,還竄改多份警員口供,令枉死的球迷成了醉酒滋事的暴徒。
判決為死者平反後,家屬及有關當局隨即便向南約克郡警方追究刑責。從家屬Anne Burkett的發言,及大曼徹斯特退休總警司Peter Fahy的受訪中均指出,希斯堡事件最終聆訊揭示的是:體制上自我保護和不肯承認過失,並嘗試諉過於人的根深蒂固文化。
一個龐大的警察體制,建立起一種卸責的惡習,令無辜的性命含冤近卅載,可見一支紀律部隊與及一郡地域之部門,自視高於一切。今天家屬死者得直,是要為如此陳腐架構撥亂反正,伸張正義。但我們不要忘記,過去二十多年的冤屈,是由偽術與謊言所堆起的,是會蔓延的。
我們也許還記得謊言變成感受並入心紮根的在地好例子。年初在香港大學校委會會議上,學生校友包圍會議會場要求對話,校長馬斐森其後接受訪問,表示自己當時的感受猶像廁身昔日希斯堡慘劇的場面。我不知道馬斐森校長知不知道在2012年,英國政府已公布了就「希斯堡慘劇」的調查報告,為事件作出公正的交代。若他不知道,今天在他祖國的法庭上訴結果,希望他有留意。說不定,他因此會意識到,他當天被包圍時所感受到人生安全受威脅的場面,可能是一種制體使然,而非學生校友之過錯。

三、
點連點便連到馬屎埔的收地事件。這令我想起當年因為要興建高鐵而徵收菜園村土地的情況。相同的是,那時的村民也竭力阻止港鐵施工,阻圍板、阻燒焊,朱凱迪被保安大哥浮腰摔倒的場面就發生在我面前,一切瀝瀝在目。數年過去,情況不只依舊,保安的暴力甚至有升級的跡象。這是否因為這幾年間,社會變得更不安定,富裕更積累於某一小撮人身上,一般市民愈見政治民生都每況愈下所致?那些依靠維持秩序才有存在價值的警隊以致保安,也因此變得更加浮燥不安?無論如何,令到一個平常的人暴力上頭,殺紅了眼都不是一回正常健康事。脫下保安制服,我們都是面對著相同的社會,被迫幫襯一樣的領匯變領展後再由建華承包的街市;聽著年前張曉明說特首的超然說後,今天便看著他與他的一家在享受著無視香港整體利益的行李免提免檢的特權,然後為黎明因一塊布而開不成演唱會而苦笑三聲。
我在馬屎埔跟當值的保安說了幾句,但他們當然沒有回應我,只不斷耍手以示不回答我。看著他們三十度熱氣上騰時仍穿上反光衣,面載口罩,就知辛苦。他們或者聽了和接受了恆地發言人的話,說這是一樁小事,是一樁地主向租霸收地的事件。然而,馬斐森的希斯堡恐懼症候並非一天便能造成的。由未當保安,到當上了King Force公司的保安,再連群結隊一百幾十的操入馬屎埔,最後築成人鏈,在傳媒鏡頭別過他方時就在暗角施以箍頸出手又拉又打。這一步一步的轉變,早已超過那日工數百元可計算和解釋的層次。
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思考集中營與政治的關係。他指出集中營並非法律的延伸物,恰恰相反,它是在法律以外以懸擱法律的例外狀態所創造出來的新空間,是一個「無約朿的位置」(dislocating localization),任意擴張,可把一切法律以內不能包的都包進去。即是,一切原有的國家社會法則能管的,有規矩有法可依的,在此均可無效。從集中營這空間所延伸出來對政治的思考是,有一種死硬地想像自己甚麼都能,甚麼皆可,不受約束的極權管治思維正在蔓延中。我們不需要因此便變成嚴守紀律的教條主義者,這也非阿甘本討論所要涉及的。但真正的政治並非妥協的藝術,也不是瘋了的暴力,因為若我們細想,暴力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就是一種免去政治的所為嗎?政治所依靠的辯論與說理,正是要使我們從野蠻的流血中,建立起一個可供不同人和平地生活的地方。
由是觀之,動粗的馬屎埔保安師兄師姐可能因為不知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各大地產商便在新界以低價開始大面積囤地的歷史。地產商不像我們,他們就是自命有著甚麼都可,不願受約朿的特權,獲得香港未來發展的大藍圖,所以在回歸前預先瓜分了新界。一買一賣,到最後還是用香港人的錢促成甚麼破天荒的四萬呎原址換地方案。或者師兄師姐是知道這些事的,也沒有被恆地說馬屎埔農夫為租霸的指控所誤導,但生活太迫人,愈窮愈見鬼,令我們孤注一擲地跳上了支持極權地解放一切的賊船也未可知。

四、
尊嚴說到底其實是一種真相的來臨、人性的來臨、理智的來臨。希斯堡事件那要回尊嚴的堅持本身已有寶貴的價值,它就是這樣團結起利物浦群眾,使他們能唱出You’ll never walk alone。馬屎埔的農夫與支援者為守著一片土地以止住狂暴對香港的進一步侵蝕,也是有理有節的堅持尊嚴。這一點點,要連上「夠姜」的報人,頑抗鍾天祥不合理地解僱員工;連上堅守航空空檢規矩的前線從業員,向一切特權與混亂說不;這樣我們才可以認出,那些只懂自己享受無限權力而無視他人者的嘴臉。
六年前安裕的文章結尾是這樣寫的:「張宇人無視香港打工一族的尊嚴,中國也無視朝鮮人民的尊嚴。這到底是甚麼原因,我無法得知,但我從城市論壇那天張宇人的神態和中國官員的口氣看到的是另一樣:他們就是傲慢,完完全全的傲慢。」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5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