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3日

【新紮師兄:大兵哥】



隔左一段時間無當更,尋日炒散,做一個在酒店的活動。

守在後台通道,酒店傳菜的同事,來來往往,把剩食傳來傳去。經過我身邊,總問我要唔要食啲。剩食都是不錯的,最後我拿了一隻蕉,變了我的晚餐。

有段時間,與傳菜的同事聚在一處。他們工作時間超長,由早上五時起床,返工直到晚上。他們邊抹餐具,邊閒談,談談港獨,說說年輕人。他們都不是藍絲黃絲,但言談中對社會當下的躁動表示理解。

男的問我有無好路數介紹。我當時諗,你的路數應比我多,我反倒想問下他有沒有炒散位,也試試學學他們傳菜擺餐具上菜的技能。

活動開始了,期間遇到舊生,打了個招呼。他原來有份在活動上演出,唱唱我有乜乜的理由/權利。say bye之際,我老土地說了一聲加油,以示打氣。

跟酒店員工吹下水,觀察他們的工作日常已不錯。但整天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一位師兄。他原來年輕時當過兵,後來做過別的工作,最後加入了公司做保安。起初我以為他在別國當兵,問多兩句,他說是在香港當兵,即殖民地時的英軍。平生第一次認識英軍,我對他的好奇,跟他對我的好奇不相伯仲。

他問我,作為大學講師來當保安,心理上會否難過渡。我說沒有,若有難處,也不過是諗下怎樣跟覺得這是難處的人說我其實沒有難處。

2016年9月17日

【新紮師兄:迎向一個八十年代】



聖經說:「上帝將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天空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近日忙於搬家,上屋搬下屋,換了幾籮穀。當家人煩於研究屋內間隔擺位,想把東西放在些微分寸間都預得精準無誤的時候,我也到大廈範圍遊逛走走,看看各師兄師姐的擺位、身上佩帶著甚麼裝備、隸屬那間保安公司等等。不經不覺當了師兄已一年了,雖然是部份時間斷斷續續的當更,原來也多少熬出一點兒職業病來。

一、舊時的空間:
第一天碰上大堂座頭的師姐,她中午時分與住客寒喧,卻耳聽百方,立即就注意到在大堂門外拿著大件東西的我要進來,三爬兩步便跑上前開門。下午的時分,晚上的夜更,師兄師姐都少見死氣沉沉,反而個個笑容可掬,一切頗有朝氣與力量。
我搬進的大廈不是甚麼新簇豪宅,亦不是單幢的舊樓,只是二十多年樓齡的屋苑。由於鄰近幼稚園,除了五十來歲作為骨幹的家庭外,亦有一些年輕夫婦居住,長幼人口算是齊全。年齡層拉闊了,社區的活力也自然豐富。科技先進的出入監控裝置和豪華會所一概欠奉,基本的配套像是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偶爾有些甩漏。我喜愛這樣子的「缺乏」,因為往往用以縫補其中甩輥的,就是活生生的人身體力行多行一步。

二、昔日的名字:
小小但光猛的大堂,人情味濃,出入不單互相問好,更重要的是師姐能叫住客的姓氏來。我自問不是師姐師兄們的老細,如欲關係變得較為對等,便不可只有他們懂得稱呼我先生,倒過來我也應該可以說出他們的名字才是。
名字很重要,它是一個人身份的憑藉。第二天的早晨,在大堂遇見師姐時,我便上前問道應怎樣稱呼她。她回答說:Elaine。是Elaine,不是「易拎」。我清楚地聽到那字正腔圓的發音,是分毫不差的英式皇家發音。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港人多會為自己起個洋名。PeterPaulMary甚為普遍,Elaine也在此行列中佔了一席位。有人為求不與別人撞名,可能選上Estella,但由於不是人人懂得發音,讀錯尷尬多,所以及後可能給自己多起一個別名叫Jenny。無論如何,眼前的Elaine,憑外表與名字,應是四至五十歲左右。她的名字與笑容,與其職業有點格格不入,屬於敬業樂業型,生命力量足以突破工時長與受困時的鬱悶。
上帝曾引領各類地上天空的活物到亞當(亞當就是「人」的意思)面前,要他為牠們起名。這段起名敘事,說到底其實是一次上帝為亞當做媒的經過。因為在萬物都起名之後,聖經落了一個註腳,就是那人最終沒有遇上配偶。故事發展下去,上帝於是使亞當沉睡,從他身上拿了一條肋骨,造了另一個人,名叫夏娃,就是女人。
這段落除了可以被視作男女配合結婚生仔的前傳,其實更重要是描寫人從此進入與萬物和別人的倫理關係中。一個人,從呼喊對方的名字中,體現孤獨一人以外的新關係。當我知道了Elaine這名字後,每次出入大堂時,我都會叫她的名字,正如他會稱呼我乜乜先生一樣,這讓新的居所多了一些人與人友善的交流,頂著暴戾社會切斷人性向善的意圖。

三、昨日的歌曲:
晚上七時便是夜更上班之時,大堂由Elaine變了坤叔。坤叔樣貌像冷面笑匠,但我在晚間出入大廈時,偶爾都會見到有住客跟他聊天。正值入秋,盛熱間開始有點微風。坤叔有時坐座頭,有時會行到大堂外踱步。最令我覺得有趣的是,坤叔在十時之後,住客都已歸家了,他便會用音樂把大堂的空間填滿,驅趕悶氣。
有一次我們一家夜歸,那大概是晚上十一時,坤哥如常變身DJ在打碟,打的是八十年代的粵語流行曲。除了大量改編自日本的金曲外,當年本地自家製有黃霑與顧家輝的經典電影劇合唱歌。他一邊播,我也禁不住一邊輕聲地哼。女兒望著我,見我在跟著唱,便問我:你識唱的嗎?我說:當然!
上一次聽到有人大聲用力地播八十年代歌曲是在山上。不知為何,有些四五十歲的中年行山友,都鍾愛在行山時背著一部小小的喇叭,邊行邊播張國榮、陳百強。再年長一點的,會播鄧麗君。一曲《別離的預感》,比海還深。

四、怎樣詮釋過去?
一個已經走到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一個有人會喊時代革命的政治困局,仍有不少人依戀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好時光。除卻懷舊這無甚麼養份的行為外,過去、歷史、經驗,可能都在訴說著那個八十年代並非一種過去,而是現在式,甚至是不少人持續想像往後生活要怎樣的最佳參考範本。
一首金曲響起,能獲萬人應和。而一些那段時候普遍流行的名字,一呼也可能有不少回望;俗語有說:一個招牌掉下來,也壓住幾個家輝、家明、佩恩、婉兒。八、九十年代,是這個城市的記憶,不能忘,但亦不好把它過度美化。它不是最好的烏托邦,只是現在大差,才顯得它格外美麗。也許,從師兄師姐身上刻著的八、九十年代時代印記,我知道,我們要爭取和配得的,應是更好的生命。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918日)

2016年9月6日

【新紮師兄:港獨講讀】


 九月一日開學日,新聞媒體追縱了一些中學本土關注組,了解他們在校派發有關港獨宣傳品的場面,以及校方的反應。其中一所中學,早上有「駐校牧師」像保安處理重要人物般拉開和護送(escort)關注組的學生避開記者的追訪;下午,該校的副校長安排記者會,請關注組的同學向記者交代事件。同學說:學校只是關注我們關注組,想了解云云。這番說話很有趣,可令人想來想去好一陣子。接著記者追問學生為何不繼續派發宣傳品的原因時,學生的回應卻是出人意外的「無可奉告」。

一、一樁恐怖事件:
看著這則新聞,不無感慨。港不港獨,能否討論,整件事荒謬非常。同學回答記者追問那停止派發單張的因由時,卻使出官腔般的四字真言,情況十足鸚賦學舌。我不會天真地認為那說出「不反對不等於贊成」的副校長,對學生的舉動會真誠地只有了解和關心,甚至我推想,那「無可奉告」也有可能是設計出來的對白。校方與學生在極度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以公式的記者會令學生面對傳媒公眾,情況已殊不簡單。副校長與另一老師像左右護法一樣坐在學生兩旁,大概想著這是一種尊重學生的排場,就更令人不寒而慄。這根本就是一種恐怖威嚇,夾在中間的學生無疑是事件中心,但這中心其實更多像人質,而非校園所要盡力守護的少年。

二、懲治學生的監獄:
一輪的政治虛詞,學生照本宣科地回覆記者,一切一切,在港獨之前,同時失陷於「講讀」之上;我們對自己「講」甚麼和「讀」甚麼都沒能力深究似的發生。作為辦學團體的老師們只要安全抵疊,理據便無須問,原則亦無須持守。誠然,大家都在政治技術上熟練了。在九七主權移交後,經過反國教一役,醜惡的今天不再選擇迴避鏡頭。他們漸漸懂得利用它。反正特首和教育局局長都能毫不羞恥地在鎂光燈下使出洋相,示範了甚麼都不需要再說對與錯,一切就是說了是。說了港獨不可講,大家就不要講了。說了港獨不可讀,大家也就不必讀了。大社會如是,學校如是。校園不再是自由思想的搖籃,它一下子被說成為要比社會法律更嚴苛的地方,令人覺得那講甚麼、讀甚麼的後果,或者不應是踢出校,而是坐監才恰當。

三、不是邊界,而是主權:
說港獨與講讀(言論自由)無關?又對,又不對。
說對,是因為港獨這政治議題,與日常生活的言談其實是有分別的,或者我們要認清它們是處於不同領域的東西,是需要透過理性討論界分辨的。但不對之處,恰恰是政治的強力,將兩者都混淆了;陰謀論者會說,愈亂愈有機。所以當我們說講讀港獨是言論自由,有人便會說這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沒有討論,何需理性;沒有理性,又怎樣思考自由呢?港獨,骨子裏是禁止講和禁止讀。那不純是「港獨」這議題的邊界問題,因為這邊界對政治主權擁有者而言,是怎也釐不清的,也非關整清與否的事。目下的「港獨」操作,是尚未完成解殖且要將之千秋萬世的規訓。這規訓像色情一樣,不是定了一二三級別便能說清楚,便能禁得住的;它根本就是一種無盡的煽惑,目的是要驗證你對主權的效忠。

四、墮落的高度:
概念產生出來,會把散亂的事件聚合,形成一種整體的結構。諗理論時,覺得概念這東西應有一個高度,足以用來解釋諸事件的關係與互動。但就港獨、就暴動之類說法的出現,它們其實只是一頂頂帽子,多於一個個概念。它們貌似很高,但內裏卻十分墮落;貌似完滿,實質卻甩頭甩骨。在這段選舉期間,師兄師姐互通工作空缺的群組中,偶有出現五毛形式的反拉布、踢走非建制派議員的呼籲。但在平素與師兄師姐的交談中,說拉布二字的人是有的,但更多使用的詞彙其實是「笠笠亂」、「搞屎棍」之類。如此像野孩子般的倒蛋描述,本應不是甚麼大事件,但若經過帽子黨賦予足夠墮落描述後,情況便不同了。用現在時興的說法,這些詞確實相當離地。它們把握不了事件,亦不及學術之抽象好用,到最後只會令日常語言操作的人感到難以理解和應用。很快地,它就會變成一種品味,一種有權、夠惡、拿我沒法子的腔調。
雨傘運動期間,坊間社會都愛以藍絲和黃絲來把港人分類,好像這世界只有兩種顏色兩種人。雖然事件不是太難分辨黑白,但我更想指出的是,師兄師姐不是這樣諗的。至少在我曾接觸的師兄師姐中,他們都不像媒體般作「分色」。這也不是說師兄師姐色盲,更不是他們色弱,而是根本地在尋常生活中,我們經驗的實在處,顏色是不同,且有很多。手足的顏色可以是紅的綠色的。哀傷的顏色是藍的。愛情的顏色是紫的。偶爾還有許多不同樣式的emoji。打開衣櫃,開工制服有白色、湖水藍色和黑色恤衫的。在港獨氣氛蔓延時,我們身邊有不少人,其實正在講讀著其他。大家好像活在兩個世界中,但更準確地說,當我們試圖講讀對方時,我們都會遇到莫名的尷尬。

(刊登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94日)

2016年8月24日

【新紮師兄:搵食】





近日在保安短訊群組內,一個又一個好做、簡單的十二碼筍盤貼近底價,五百元一更。與之前不時有五百五十元、偶爾六百的盤相比,就是這數十元,引來一些師兄師姐的微言,暗批蛇頭食水深;但不消兩三句往來,便被踢出群組了。初入行的新丁,連忙說了幾句好話,想著要保住僅有的搵工門路。
由於我在別的群組接job已有一段時間,自然不愁沒選擇。但其實,我只是在這數十元的差額中挑一份能多賺一點的工作而已。可能這就叫打工仔的精打細算。機智,若有的話,或許就在這些夾縫中練出來的。
搵工又叫搵食。辛苦搵來志在食。在這更那更又賺少十來二十元的時候,其餘的支出也會直接受到影響。政府為鼓勵低收入家庭繼續投入勞動市場,提供了交通津貼以作補助。在食肆工作的伙計,或者有包兩餐之便利。但做保安師兄師姐,食,成為一個問題。

一、沒有預備的日子:
通常當夜更的我,七點接更,事前都會預先吃過晚飯。最初當夜更時,我只一心想著漫漫長夜怎樣過,有甚麼工作要完成等等。但「好做」的夜班,其實就是行行企企加坐坐。以在屋苑工作為例,巡巡樓不過兩三小時,之後到停車場抄下車牌號碼,其餘的時間就坐在更亭或控制室。獨坐時望著冷清的出入閘口,精神上不像白天醒目,思想也較遲鈍,默想又欠缺集中力,發呆的時間頗多,肚子也跟著放空,不時咕咕地響。難怪師兄們在我上班報到時,第一時間便問我有沒有買乾糧。
我答:「沒有啊!」
師兄揮著指頭像是要指引某路的說:「那轉角有一間士多,還未關門,你快快去買個杯麵,不然晏一點,肚子打鼓不知怎算好。」
我於是走到那士多,一間獨市的士多。圍著一枱坐滿了一班放工鋤D的男士,各捧著一罐兩罐啤酒在打牙骹。陳舊的貨架上,放滿了杯麵,每個盛惠十五大元。我拿著專賣作夜宵的杯麵,搖起來只有沙沙聲響。當時我有點捨不得:捨不得買,隨之也有點捨不得吃。回到控制室,見到師兄們都早有預備,一大包的麵包,是實淨沒有餡料的提子麥包。他們著我翌日要在外先買吃的,不然便又要食這又貴又不飽肚的空心杯麵了。

二、冷飯菜汁也好好味:
說起食,大概不想又熬夜又抵餓,漸漸地我學會了每當更期橫跨用膳時間,都會事先問主管有沒有放飯時間,以及有沒有飯盒供應。這情況尤以參與大型活動保安工作為主。有一次主管明說沒有用膳時間,也不會提供膳食,當更時只有小休,而展覽場地四周沒有食肆,需要自己搞掂。故此我在上班前便先吃了一點東西,待晚上十二時收工時才補吃晚飯。數小時過後,企到腳軟回到控制室頂替別的師兄更,我望著那一兩部的電腦熒光幕,數十格的監控畫面閃下閃下,肚子也開始依著節拍餓起來,原來時間已九時許。這時展覽場所另一保安主管也步入控制室。
他第一句便問我:「餓不餓?」
我客套地答:「你唔講我唔係好覺。」
然後他指著放在牆邊的紙箱對我說:「那裏有飯盒,餓就拿來吃吧。」
原來裏頭是上一更的午餐飯盒,雖然隔了數小時,飯都凍了,但我卻覺得自己走運。在所餘無幾的飯盒中抽了一盒魚香茄子來吃。兩三分鐘的狼吞虎嚥,填滿了開始疲倦的身軀,也解決了零時十分放工後到甚麼地方找東西吃的難題。

三、偶然遇上的驚喜:
說食說得好像有點悽愴似的。不過偶爾其實也有驚喜。有一次,也是半天吊預了要頂肚餓的更期,主管依舊說沒有放飯的安排。但六時許,偕我一同站崗的師兄,他是隔鄰組的,突然走向他的主管身邊說了幾句。然後手裏拿著一張便條似的紙張向我遞過來,只說一句:「拿著!」當刻我有點被關照的感覺,原來那是一張飯票,憑票可換一個熱騰騰的飯盒,還能配飲料一杯。手足情誼,不問究竟,大家都知道一盒飯在當更時的重量與價值。
還有一次,參與由外國品牌在著名酒店舉行的派對保安工作。在預期沒有半小時晚飯時間的情況下,主管居然安排了輪流休息加晚餐時段。他指示我們往升降機方向走,按十字,出了升降機後直行到尾,推門進去便可用膳。在這種半帶虛擬escort的指引下,我起初以為那最終會通到一個員工休息室或廚房旁邊的一個轉角位之類的地方。誰知,推門進去原來是一間相連的酒店套房。鋪滿在枱面上一盤一盤的食物,十足像自助餐一樣。頓時像時空轉移般,所有為展覽會打工的員工,開心吃著東西,看著電視,躺在沙花上,享用一下華麗的廁間。怱怱半小時,真箇有著回氣而不需趕忙的自在。

四、隱世茶記早餐:
一般情況下,完了一整夜的當更,師兄師姐們都會以極速離開開工現場回家,我也不例外。但在屋苑當更吃杯麵的那個晚上,我突然問主管收工時附近可有甚麼東西便宜好吃,心想要為把那半空的肚子填個飽滿。師兄回說那兒四境無甚麼可吃,但屋苑內有一茶餐廳,六時便開門營業,可以一試。說著,師兄們突然發現他們在那裏工作了一年多,都沒有光顧過那餐廳。每天都是急步回家,在家門附近少吃一點東西便破門上床呼呼大睡。
收工的時間,我伸了一個懶腰,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氣,更換了制服便走進那茶記。坐下時望望餐牌,有一點感動。二十五、二十六元的一個早餐,有餐肉蛋再搭配一碗麵,跟餐還有飲品。我坐下點了一頓價廉的早餐。不消一會,主管居然也來了,隨後同更的另一位師兄也來了,大家都讚嘆今時今日還有平早餐吃,遂各點了一模一樣的早餐,配了一樣的齌啡,望著電視播著的晨早新聞。
平常人一天的開始,我們卻以此作結。早晨,晚安,有點分不清。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821日)

2016年8月7日

【新紮師兄:虛空之強力】



 「我就是對著幾部靚車,企成日。這大概是因為保險的原因。所以今日這份工作,沒有之前那麼沉悶。」師兄如此說。

儘管有多愛車,戀物成性,整天目不轉睛地對著動也不動的汽車,那價值的對立,其實荒謬至極。但更堪玩味的是,眼前的展覽館保安工作,薪金和待遇都不是太好,卻相對地變成了筍盤。
筍盤之好,不一定是行行企企等時間過的。對於某些還想找工作意義的人,可以有同儕傾傾講講,互相補位,把事件完成,才見滿足。這樣看來,同聲同氣的師兄師姐,彌補了工作中被剝削的遺憾,在有更悶更差更無聊的工種包底下,構成了新價值。
我們就是在不久之前,在這展覽館內,當著相對於最差而言沒有那麼差的差工作。藉由友誼成為某種援衝,略過了不公不平等的大背景,承受著本來令人吃不消的差事。在這種沒有了崇高理想與自由作為指標的環境下,一切盡見無奈。而應對困境的方法,也只能圍爐取暖,說說生活中的笑話與甜故。時間終會過,工作完成了,微薄的薪水賺到了,事情也就完成了。明天,一切又重復再來。周而復還,沒完沒了。

一、同一空間,不同體驗:
誰知同一個讓一眾師兄師姐經驗荒誕生活的場館,坐落在九龍灣會展三號館的空間,在近日上演了另一幕更令人失望的鬧劇:2016年立法會選舉簡介會。真相原來是令人絕望的。由於選舉主任否決了六位申請參選立法會的市民的參選資格,有不少的候選人在簡介會上,以各種方式進行示威:有衝上台與馮驊大法官理論的,有舉起標語抗議的,有被保安拖走的、有被便衣從後㧜頸的等等,這一切都十分合理地發生。面對不公不義的做法,示威本是必要,也是合理的反應,但令人難堪的是,這些必要且合理的舉措,卻未有得到社會應得的迴響。反之,那些娛樂性和趣味性較高的戲碼,如近距離的對嘴謾罵,以示威作背景的團體自拍,卻吸引到奇異的公眾目光。
無他,針對著更大更惡的權力亂舞,百般的無可奈何,頃刻之間將抗爭的意義與價值都一併否決了。意義不再坐落於面對強權時的反抗,因為我們在反抗之時,心裏同時間也吐出了一聲聲「嘥氣」。巨大的低氣壓促成了無可克服的無能為力,我們見證著整個社會在變,由社會不公侵害著師兄師姐的工作間,再度蔓延至政治的領域。真心相信一個人和人些事,從對道德高地的關注,朽爛成為插圈弄套的手段。在原有價值進一步瓦解的荒謬世代中,支撐著人去面對的,是圍著的嘲笑和無定向的亢奮。那出現在同一空間中各事情的分量與輕重,原來早已觸動保安師兄的神經,也改變著我們的生活與態度。

二、用激光漂白那事件:
曾幾何時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民運,連繫了學生、工人和市民,浩浩蕩蕩改變了一個空間的定義,創造了一樁事件,刻鑄入整一代人的血肉骨髓之中。後來,在2010925 日,於同一地點,舉行了激光水幕表演。激光在水幕上映射出動畫,呈現民族團結、祝福祖國、歡慶國慶等圖像。一個空間當然不止容納一種活動,實情是,有林林總總的活動可以發生,正如八九民運也可以有人在廣場上翩翩起舞的情景,它們所說明的是,對文明價值的追求,在血和淚以外,還要在具體的生活實現。廣場上的日常生活,意味著我們追求著尋常自然不過的生存與生活權利。然而那激光之中,極度誇張壯麗的投射,只許沒有面孔的人民依著主辦者的框框而歡笑,無從說起自由自主的決斷與及社會多元差異間的尊重。

三、不容深究的下注:
明顯不過,以更荒謬還荒謬,以更惡來勝惡、以景觀取代意義的追尋是致勝之道,在新世界中得到了不少掌聲與和應。但嬉笑怒罵就是所有或佔據了大部份的(政治)生活是否能帶來時代革命,其實無人說得準。看真點,或許不過是一場買大細的豪賭。你或會說不賭不知身體好,但錯綜複雜的歷史,除了包含了許多的錯失與豪氣外,還有一個個堅韌的實踐者,默默把追求良善的未竟之志兌現。如是說著,當下的尷尬也許是表面的激情、內心的戲笑、權術的較勁,也可以被說成也充滿著堅忍、沉實、熱枕、認真等情操。道理的扭曲,把政治中某種善良的友誼,轉繹為純粹的玩伴;敵我,不過是遊戲中的攻守搏奕而已;生死挪用著宗教語言,卻有欠嚴謹。

四、正解虛空:
回想那天當更的空間,活動因要營造特定氣氛,場館都變得暗暗的,舞台打著迷幻的燈光,配合樂手演唱的音樂。那圓圓的場館,那個像外星飛碟的天花板,我隱約感到一份親和與歡樂。音樂的愉悅,令人陶醉。一切技藝皆講究與到位的演唱會,不需金句,也不需過度的政治詮釋來賦予意義。大概是生活價值不斷被掏空,我們才需要別樣的補充,填滿虛空。聖經《傳道書》有云,虛空的虛空,一切皆捕風。那虛空,原文直繹其實是荒謬。任憑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狹義的政治技藝佔據了意義,一切都好像捉不緊,釀成快快歸邊尋穩妥,扭曲也視作尋常的處事之道。那虛空,那荒謬,忽略了人對生命的自重。彎曲悖謬的世代,好好保重!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8 7日)

【新紮師兄:失去太多了】





「今天是最後一天嗎?」
嘉圖紙業製品廠林少青師傅答:「是。」接著指著切紙機說:「最後把它拆件便完結。」

一、萬能老倌:
據說是因為林師傅的健康和生意問題,才把經營多年的紙品廠結束。對於客人而言,這肯定是一種損失,因為像林師傅一樣的老行尊,根本就是紙品的活字典。客人要甚麼,只要一開口,幾乎都能找到、辦妥。就好像舊式糧油雜貨舖,客人買東西很少自己動手,因為店內貨品的擺放秩序全依老闆的理性就手而為,客人往往只消朝向舖面走著,在與老闆取得眼神接觸的距離時喊出所要購買的東西便是。錢銀交收只是一瞬間,別的時間都是工藝技術演練:如何用秤稱量東西、如何把升斗的油從鐵筒內盛進玻璃瓶、如何將紙裁好疊好等。就是這樣,做著也寒喧起來,閒話家常,人情洋溢。
林師傅見面時開口便說:「要甚麼?只管說。」那種從經驗累積起來的知識與技術,獨到,無出其右。我很好奇,這樣伴隨著香港走過工業繁榮半世紀的行業,若我們失去了它,將是一回怎樣的事?

二、雙重出賣:
上世紀末香港工業北移,一下子像乾旱來臨,令大量勞動基層由一身好武功,變成一無是處。那時社會剛向知識型金融地產方向轉,憧憬未來一片光明。然而這樣的光明前景,必須借助階級分野來開創的。那在新時代中頓成無用之人的,經由大量新創工種,如保安、外判清潔工、速遞員、家務助理等,繼續付出血汗。本來這類工種只要老老實實,還可以辛勞得糊口,生活自在滿足。奈何社會在一片金融地產投資潮流中打滾了好幾個十年後,丁方小單位也被強稱豪宅時,基層不再是社會之基石,遂淪為被棄與被懲罰的一大群。一百幾十萬的底層勞動者,上不了公屋的便愈住愈細,整家屈身於劏房;像嘉圖林師傅的一人小生意,也有不少面對租金颷升壓力,被迫提早關門大吉。
工業轉型令人失去了技術,居住環境進一步萎縮壓下來,雙重的窘迫下乏人問津:他們下一天會如何?一個社會若只有我的明天,而別人的(沒有)明天就用學歷不足、知識不足、性格缺憾、精神扭曲來合理它,這樣的城市,失去了良心,換上了殘忍。
我們不能說,他/她有問題,所以便被社會遺棄。若他/她真有我們口中所說的問題,那我們這些能判斷問題的人,不就應想方設法去替他/她解決問題嗎?我們為何會一邊說他/她有問題的同時,又會說問題大到我不能解決,所以自己管不來?那我們是否本身也有「不足」和「缺憾」的問題?若我們本身都有問題,何以我們的問題要比他們的問題優越,要先獲得社會資源解決處理?如此問下去,大概我們會問出一個答案來:我們就是他們有問題的一個原因。我們沒有盡力去改變他們的處境,令問題得到解決,任由泡製出來的問題決定他人的人生而撒手不顧。

三、還有取捨?
早前探望一名駐守墳場的保安師兄,跟他巡了山,走過一轉靈灰塔,看過他駐守的更亭。那八小時的更次適合住在附近的他。工時相對短,工資雖也少,但其餘的時間讓他可以在工作以外有其他的生活。他原想轉換工作環境,希望試試商場寫字樓的保安工作,或者也能多賺比最低工資多一點點的薪水。但在他見工的時候才發現,保安公司在招聘廣告上所寫的八小時工作,原來沒有提及經常會加班的三小時,亦沒有包括放飯的時間。如此加起來,跟十二碼(十二小時)的更次其實沒分別。
我問師兄是否往某大保安公司見工,他點頭,好奇我為何知道。我當時說是盲猜,但實情是,商場保安來來去去也是由那兩三間公司包辦。而這一間,又出了名刻薄無情。這一切的所知,全因我也有報過那公司的工作,受僱於那公司。接工作期間聽到不少真實的個案,有拖欠薪金,有小圈子一堆堆;若不朋不黨,很難有好位看守。也正因為此,我有好幾個月沒有接這公司的工作。反正兼職的保員安,可以同時登記三間公司。東家唔打打西家!
近日,我收到那間公司給我的信,要跟我終止僱傭合約。信中沒有提及任何理由,大概是電腦系統程式化地做年結,發現我這人沒有甚麼貢獻,所以把我這兼職撤去,要求我退還制服吧。不過,這一終止合約信件,證明了我的身份價值,在那公司不過是微不足道,隨時可棄。
有同行探訪墳場師兄的朋友說,加班這回事,一日十二小時的工作這種模式,對許多寫字樓文職打工仔可能是尋常事。然而文職打工仔多不會反枱,別個臉辭職不幹。相對地,保安底層工人企得較硬正。一時間我不太懂得如何比較兩者,但肯定的是,兩者都在感覺上不自由,選擇也少,有種動彈不得的難處。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724日)

【新紮師兄:包包情真】




「這個包包是我先生要我常戴著的,裏面裝了我所有的東西。去到哪裏我也不除下的。」華姐笑著臉地說。

由於工作關係,所以早前我隨一班朋友探訪清潔工友。那是位於大坑的一所公廁,由食環署外判清潔公司管理。受訪清潔工叫華姐,剛由做了多年的鵝頸橋公廁調來這裏的。
華姐個子胖胖的,說話坦誠直率,笑容可恭。與華姐閒聊片刻,除了她曾參與追討無良僱主遣散費的工運辛酸史外,從她口中聽得最多的,就是她那已仙遊的老伴。每談一事,你都總會覺得他們仍在一同生活,一同帶笑地熬著勞苦的日子。

一、明搶:
常說基層工友好辛酸、受剝削,這是不爭的事實。僱主跟打工仔談公平,大家要平起平坐,這本身就不公平。兩者資本財富的差異,何止差在起跑線上,在大企業大公司裏簡直是無盡的主奴階級之別。當下社會談退休保障其中關於是否取消強積金對沖問題,已清楚不過地說明那剝削如何在制度中獲得「合理」的說法。
簡言之,強積金對沖就是僱主可以將其供款部份轉作解僱僱員的遺散費,變相在僱員應得的棺材本中割出一半作遺散用。同一嚿錢,在僱主手上可改變名義,然後在解僱員工時俾少一筆,此舉應正名為打劫,而非金融行話的對沖。然而資方代表常祭出若取消對沖,中小企商戶在經濟低迷不景氣下,勢必頂唔順。這說法誇得觸碰到謊言界線。
至少看清問題時,我們應要將大中小企好好地分辨一下,不要將但凡僱主都看成為跟首富一樣的大財團。若不好好認清僱主中的分層高低,公平是無從談起的,最後亦只會是小商戶不斷被大企業大公司抽水,借弱者之名繼續合理其不道德的無良經營手段。
其實多少能貼近打工仔的小商戶,他們與僱員都有著互相關照的具體生活關係,在僱用與受僱之間,充營著感情。舉例在領展建華貴租霸道管理下,小商販會說,若不是已經營多年,否則來到今天,打工其實好過做老闆。由於被迫結業在即,他們也不會再另找舖位再做了。這些結業的無奈,問題根本不在員工身上,也不在有沒有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上。這是大食細的問題,是愈冷血招搖撞騙愈惡便愈得逞的問題,這是墮落的問題。而強積金對沖安排,恰好要將香港推向做生意就大晒,並應有數之不盡的特權才啱數的境地。但如此單一狹隘的營商思維,在關注可持續發展下愈來愈多講責任倫理的今天,顯得十分過時老土。說到底,在香港當下的情境中,取消強積金對沖除了是要還僱員合理的酬勞和應得之份額外,亦是為要打破盲目崇尚商人至上的社會意識。

二、戴上:
我就是在這樣充斥著勞工權益不公義的背景認知下見到華姐的。有趣的是,在受剝削要爭回公理的一面以外,吸引我注意的,首先卻是繫在華姐腰間的包包。可能是當保安的我,在工作時也會戴一個腰包的關係,我好奇華姐的腰包內究竟裝了甚麼。我的開工包包,裏面裝有電筒、筆、簿仔、手提電話、錢包。但華姐的包包比我的大,她說裏面有她所有的旅遊證件和隨身物品。之所以有這麼厚重甚至會造成對工作有點負擔的包包,全是他老伴的建議。
依華姐憶述,老伴待她像女多過老婆。事事再三囑咐要這樣要那樣,以確保萬無一失。有甚麼事發生,隨時便可動身。雖然我想不到會有甚麼事發生而需要將所有證件都常帶在身,但這其實不重要。大概任何一段關係多少都會為我們附加了一點東西,差別可能是有形或無形。姑勿論如何,既已背上了,就成為我們的一部份。
華姐遂由包包,說到她手上的指環,再說到他與老伴走過的灣仔日子。原來華姐與丈夫曾經幫其父母打理食店生意,後來家人退下,他們四處籌期仍未夠數,最終未能頂手繼續經營該店舖。輾轉,他們又當上小販賣雪糕飲品,就是那些大清早向牛奶公司提貨,白色車身,撐著七彩大雨傘的那種小販車。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好一段日子。後來,華姐幫手一些清潔工作賺錢幫補家計,工頭看到她能幹肯做,便邀請她加入清潔公廁的大隊。她因此就當上了灣仔鵝頸橋公廁的清潔工,一做就十多年。由店舖到小販再到公廁清潔工,面前的華姐可說是一名灣仔通,你或許也曾到過她管理的公廁。
是甚麼令一個人能做上公廁清潔工十數年仍然樂天開朗?清潔工其實也是無薪地兼任公廁的保安管理員,她的存在多少確保了廁所的安全,打埋算盤都算是同行。然而孤單一人密密做,由早上六點許便開工,做到下午五時半關門後執搭手尾,這些無聲的勞動服務,在來去怱怱的片刻不曾為人駐足留意。可以肯定是,華姐工作內外是那十數年的包包真情伴著她渡過每一天。若說工作中充滿剝削,其中之一不正就是削走了我們看到華姐這樣一個有經驗、有故事、有歷史的人的機會?

三、從前:
在我面前是一個偉大的人。而一個人之偉大與否,並非因她是一名參與基層勞動的清潔工就自然變得偉大;反之,偉大亦不會因為你不是或未成為一名清潔工而自然而有。從瑣碎細微到偉大地去了解一件事、一個人、乃至一個集體的大我,才不會見林不見樹,或忽略、無視、否定人的複雜性。這樣才更能讓我們誠實地接受現實,為自己、為別人留一條通往更新之道路。或許浪漫、理想、現實三者之間,在此才可找到個兼容之時空。
怱怱走訪過後,華姐回到廁所的一個小間隔,用自己的電飯煲,弄了自己的一個速食麵做午餐。在一條小馬路對面那日式料理店,擺出是日推介,接近一千大元的精品晚餐,相映成趣地讓我們定性這是的一個中上產消費的小區。但這種定義是排他的——透過排除華姐、掃街的工友、倒樓的工友等基層生活勞動者在社區中的位置而成就的。但現實是,他們都不是蛀米大蟲,甚至是必要但無情地定義我們身份階級的人,他們都不是可以輕易切割取消的。既有眾多選擇的食肆,亦有因時間有限而不能離開這個社區外出用膳的工友,能否想像一下,當區的食肆集體認頭廉價地為在地基層勞動者提供午膳,為冷漠求自保的城市添一份應有的暖?
別了大坑,步出大街乘車回家。五六月份,春夏之交,風兩無常,好好守著一份有血有肉的記憶與難忘的物事,說不定是走過多少年頭後仍能堅持下去的靱力關鍵。這個地方,一路走來,一只白蠟,亦如從前。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529日)

【新紮師兄:斷裂】



端午節下午,與正在工作中的大廈清潔姐姐乘坐同一部升降機。她禮貌地對我說:「今日你地休息哦!」
我回:「係呀。但公假你仍要開工,辛苦晒。」
她說:「唔辛苦。你地好好,今日俾我地可以早一個鐘頭收工。原本收四點,今日三點。」

這位清潔姐姐一向做事勤快,主要負責我所居住那幢樓宇的清潔,是我十分佩服的人。我不時會想,這樣一名勞動者是如何煉出敬業樂業、待人熱誠有禮的工作態度呢?她每一句問安,都是帶著朝氣與活力的。會否在她腦海裏沒有足夠的字詞來衡量辛苦不辛苦?是否體力勞動釋出的安多酚足夠頂著她每日所受的壓力?這樣一加一減就得出樂天性格?不會吧!
說來,「壓力」和「辛苦」與生活環境有關。在資訊發達的年代,每天對著電腦多過對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是否也一併將語言本來固有的情感與身體經驗掏空,一下子化約成純粹重複的操作?久而久之,我們口裏說「辛苦」和「壓力」,會否與一名體力勞動者所經驗的是兩碼子的事?念念辛苦與壓力,其中多是想像;想像之中又容易無定向地挑動著情緒大起大落。真實世界出現嬗變,出現散落各處的斷裂。

一、
進到正面對地產商收地的馬屎埔村,這種經驗和認知的斷裂更加深刻。大眾可以從新聞或報章上相關的畫面看到,這邊廂約二三十人在守著田地,那邊廂地產商一下子僱下三批共超過二百名來自不同保安公司的保安員,進行圍封、把守、監視等工作。每一次保安接到指令要開動時,沒有一次是不成功的。加上法庭頒布臨時禁制令予地產商時,清楚地指出私有財產是法治的基礎,令地產商更有法理依據行事。
當工人進行圍板時,保安便架起重重人牆,分隔守著田地的人與燒焊工人。在最前排與守田者有肢體碰撞的,都是那批南亞裔保安。無他,皆因這班保安被認為是體格較健碩,相比做慣屋苑及看守活動的本地保安更弱勢,最適合被調動做這些爛事兒。
二、
我認識一名站在最前方的守田者,她一直抱著鐵柱,不容工人圍板燒焊。在她面前,就是好幾名南亞裔保安員。她對保安員表示,知道他們都是辛苦工作,但無奈基層鬥基層,大家都是受害者。保安在動手把她拉開時,也份外小心,還輕輕拍拍她的頭,免得她碰到鐵枝弄傷。這樣的體會互諒,要比此起彼落的互相指罵混亂更值得深思。
友人生活在南亞少數族裔聚居的社區,每天都會接觸到他們。她對他們面對的生活困難,也知道不少。他們的生活不只是經由媒體中介的純粹悲慘世界,其中也有人與人相識交往的豐富層次。是這樣的認知,在面對衝突場面來臨時,令到守田者和保安都懂得分寸,學會尊重。

三、
當然,有守田者在眼見財雄勢大的地產商以暴力相對,盛怒之下口出惡言無可厚非;但要求本身已屬社會低層的保安員放棄工作,還要深切跟他們的神明反省其行,其實於事無補。畢竟今天的情境不是八九年最光輝的香港。當時的清潔工人會拒絕清理新華社門外的大字報,警察會向民主臺的市民借出大聲公。將事情如此重疊來看,今天我們要守著的,除了是一片片以發展為名被收購重建的田地外,還應有與我們歷史中的記憶和未竟之志。
當對峙場面稍為緩和下來,守田者與保安員各自都拿出手機,查看收發短訊,與自己的朋友交流情報。這一刻的日常,滿布了整個空間,一眾緊張的臉面露出微笑。但平凡與沒有動作的畫面,不及其餘二十四小時中的一時三刻,符合鏡頭的口胃;也無任何政治因素非播不可,所以你總不會在媒體中看到。其實大部份時間我們仍是我們,同在一空間中,被成群的蠓圍攻,分不清你我,也無需分你我。但當遇到財團資本在活動時,一切在科技資訊中高速略過和隱藏了的階級、種族、性別,便會走到我們面前。原來一切仍然很赤裸,沒有多少文明過。

四、
入夜保安交更時,我在馬屎埔見到一位很面熟的師兄。想了一想,記起他曾與我一同做過大型活動的保安工作。由於當時大家守不同的位置,所以只是報到時碰過面,沒有交談,不算相識,也沒有交換手機號碼方便日後聯絡接job。聽其他資深的師兄師姐說,此人見高就拜,愛小圈子,不甚友善,不是好人。在這些較大型的保安工作中,十二小時的輪更,大多就是圍著說這說那說是非,令漫長的夜晚好過也快過一點。
一張保安證,若做兼職,最多可以幫三間公司打工。這一次,這位師兄就穿起了這間公司的制服,很快便走進了被圍封了的田地裏去。在本地保安公司的保安都交更散去後,我穿著一件汗衣,在遲遲未散一圈圈的南亞保安員旁邊,找著機會跟他們寒喧,縱然都是一句起,兩句止。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612日)

【新紮師兄:硬正生活】



終於開工時碰到親戚了。這是一個遲早會出現的畫面哦!
自成為師兄到現在,我一直在想,若果當更時遇到親友,那一刻會是怎樣?她/他會說甚麼?我又會說甚麼?會否有點尷尬?是否需要解釋許多?

一、
由於近月主攻展覽及活動的保安工作,流動性較大,與人的關係都是擦身而過居多。那天我在一個音樂會中值勤,主要負責確保貴賓席不被其他觀眾誤闖,維持那種有錢人專享同一場合較高尚感覺的特權。據聞,最貴的票多是被內部提早認購的,供粉絲們公開搶購的少之又少。
就在觀眾開始入場的時候,有些買不到最貴票而退而求其次的樂迷,找到了坐位後,也不忙行到他們所能行到近舞台的最前位置自拍一番。就在某人走到我面前轉身拍照的一刻,四目交投左猜右猜了好一陣子,原來是數年沒見的親表妹。對!我差點忘記了,她是某位當紅核心歌手的粉絲。當晚她偕兩三友伴一同捧場,手拿著發光的棒棒,要為偶像打氣。
表妹第一句便問我:「為何你會在這裏?」
我回說:「開工囉!」
「你做甚麼工?」
我指指自己的制服,便說:「保安呀!」
她一臉好奇的:「點解你做保安嘅?乜你唔係讀工商管理的嗎?」
我呆了一呆,想了一想,我甚麼時候讀過工管而自己都忘了?即使是親友中最疏遠的也只會說我是當教會傳道的。這一刻,我才意識到眼前的表妹要比認識我的外圍親友更外圍,雖然我們此刻廁身於音樂會的核心位置。
我跟她說:「我是教書的,也做了保安。」
這時候,她的同伴也加入對話,向她問我是誰?
表妹說:「他是我的表哥。真表哥!」
原來今時今日,說表哥也要在前邊加上一個「真」字。說我是她表哥難道有任何的誤解會發生嗎?表哥二字在今時今日應不會時光倒留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用以指涉偉大祖國的同胞嘛。但這個時空交錯的城市,其實又有甚麼是不可能的呢?
她的友伴們隨後連連表達:「是真的嗎?真是你的表哥?……
為免那看來會拖一段短時間追問的「是真的嗎?」我接著以肯定的語氣說:「是真‧表‧哥!」
她的友伴們之後便以十萬分羡慕的眼神說:「你就好啦!可以免費睇音樂會。」打下數條問題就是好奇地問我會做多次場次,除了這音樂會外,還有別的演唱會會做嗎?說著,說著,說到我覺得可以推介她怎樣取個保安牌似的。
由於表妹和友伴都是當天的超級粉絲,所以她們走到較前方支持偶像的動作時有發生。我在維持秩序的同時,偶有留意她們,看著她們揮動發光棒,跟著音樂與歌聲擺動身體,好不投入,樂在其中。

二、
其實在當更時見到朋友也不是第一次,就是學生也曾遇過,只是沒有相認。有朋友以為我是為了做甚麼研究調查而當保安工作的。來到這刻,我想,或者是,或者不是。自由工作者大多不是忙死就閒死。老爸一輩都是日頭一份工,晚上一份工,為求湊夠生活開銷,生兒養女。這就是生活。沒甚驚喜,偶有趣味,我慢慢適應下來,縱然說不上有規律,但總是接受了那起伏的節奏。環境匉訇,日復日不經已磨出了一點踏實。
這次與表妹的碰面,明顯沒有預期中不知說甚麼好的場面,一切都很自然,自然的對答交談,自然的歡笑。她也是打工仔一名,會用過千元買票看她寶貝親愛的偶像,又會到外地旅遊散心減壓。生活也許磨人,許多人說不上找到理想職業,未能學以致用,每天返工沒趣;但大家都在找方法來過活,從中學習分輕重,在保住命仔來受氣的同時,為自己添一點生趣;可以的話,也找生存之意義。
如是說並非因我看透世情,而大概是我從師兄之間碰到的是,大部份生活在這城市裏的人,都這樣差不多地共同經歷著如此種種。

三、
近日讀到一篇文章,指外國愈來愈多用「硬正」(Grit)來要求及鼓勵貧窮學童上進。文章的作者從歷史角度重新梳理這種社會指導思想,指出自十九世紀末,「硬正」並非針對貧窮學童,而是針對那些沒有上一代般勤奮的嬌生一代,以港式廣東話說,即類似港孩的新中產一代。那些奮鬥過的上一輩,此後甚至發展出簡樸生活來作為家庭教育模式,以鍛煉出能忍受艱難生活的子女。
文章亦指出,貧窮的學童在研究中根本不乏硬正的質地。他們本就是來自一個需要硬正的環境。故此,如此針對貧窮學童的硬正要求,一方面是無視他們所處的實際艱難環境,以圖卸去改變這種不公平生活條件的責任;另方面也就是浪漫了貧窮本身。從這我們可看到,今天那些出自無良僱主口中的風涼話,指成功需苦幹,實在是十足不負責的說法。可知,貧者就活在苦幹之中,他們的真正需要並不是再添更多的苦幹,而是減少艱難,並改善他們的苦境。職是之故,任何以改善基層生活的措施與倡議,若要與入息審查掛勾然後造成將該階層的人再行分門別類,這根本就是要製造更多「無用之人」,然後向他們說「加油、加油」,而自我卻好像做了大善人一樣以言語普渡眾生。

四、
電影院正在上映日本小品電影《小花的味噌湯》,戲中那身患癌症的母親跟四五歲的小女兒說,要好好的生活,要吃得好便要煮得好,因此要學好和學懂弄味噌湯,學會做飯。如此從食物這日常不過的事情開始,培育面對惡疾困難時的不懈堅持,這就是生活。那在聖經舊約中充滿冗贅、重複說「誰生了誰又活了多少年在生兒養女」的家譜書寫,在尋找英雄拯救世界的年代,跟戲中那一條命、一口飯、一啖湯水、愛人愛己的小花與媽媽,有時更實在地讓人重拾對生活之盼望。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5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