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絡群組中，收到一則聲稱為「秘密」的訊息。
「現時保安兼職時薪：
屋村：50-55
商廈：60-70
展館：70-85」
看到這則訊息，我即時「嘩」了一聲。（其實只要生活在香港，近年要驚訝的事已多到一個負荷不了的臨界點，不過仍然煞有介事地選擇以「嘩」作反應，是因為不想對著荒謬和不合理時，輕言放棄對對錯的感受與關注。）
那有這麼好的炒散薪酬呢？若我要等到這樣的出價才接job，我想我取得保安牌至今，應該都沒有甚麼機會發市。按我的經驗，上述的「筍價盤」遇上的機會極低，又或者除了有手有腳外，還要有把口，再加上一副好身手，在人脈網絡都能接通下才會遇到。
曾跟一些師兄師姐談及炒散的薪酬問題，他們給我一個很有趣的回應。他們認為有本事的人才能賺到上述的薪金，所以即使少過「秘密時薪」一點，也會毫不猶豫地接下工作。在他們眼中，這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合理」回報了。再者，他們還會說判頭也要賺一點，甚至說到一個點，好像判頭不這樣賺是不合道理似的。然而架床疊屋地中間抽水，正是我們未能經驗秘密公開正常化的原因。或者，打工仔總是喜愛站在同情關懷老闆的角度去想事情，去看自己。這好像是打工仔的宿命。
一、無底線的退：
聽上去其實很變態，打工仔的思維為何不是去爭取合理的回報，反而處處站在刻薄我們的老闆角度來為明明的剝削設想出一個個理由來？為何我們不會用同樣的力氣和腦筋把角色位置倒過來想？為何判頭和老闆可以無情地說打工仔加班有補水，付了鈔就能買起我們的勞動與時間，並理直氣壯地指打工仔爭取立法訂定最高工時是不設實際，是非份之想，甚至防礙香港發展？
但如此的香港發展之于打工仔究竟有甚麼意義？我們總是與分享成果無緣。對著沒心肝的老闆，我們何竟仍一廂情願去為他著想呢？這樣子的做法，不就是明明將自己的良心當狗肺，癡心注定成玩偶麼？今天你跟老闆談情，可老闆不受這一套，你就掉了對自由市場講求公平交易的原則，並急不及待自貶身價送上門？
二、關懷的階級：
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就上述的情況提出了有趣的解釋。他首先引用女性主義及心理調查報告，說明工人都有傾向為他人著想而忽略自己這普遍現象；繼而指出受僱工人不論性別，本身都是以替僱主解決問題為己任的，所以工人在情感與特質上，其實可說成為一種關懷的階級（caring class）。反觀地，資產階級就是能用金錢兌換遺忘與無情權利的人。
然而現今社會日益個體化，工作的意義與工人間的團結都受到巨大的扭曲與挑戰，這令到工人作為關懷的階級的內容也出現了被掏空的情況：工作價值無從說起；工人不再能彼此支援生活所需；而工人組織被去政治化，亦造成了社會的不公無法修補。
三、還抱著舊夢？
其實工人這種關懷的階級不是一天造成的。它藉由世世代代被灌輸「工作本身就是美德」的說法所支撐，這與我們由小聽到大被教導要辛勤認真工作是相通的。
我們不是一直就被訓示做人不應該斤斤計較、要抵得諗，正所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嗎？故此，老闆給我工作我應感恩，且應視之為一種磨練意志、育人成才的難得機會。還有，我們不是常聽到有人說實習生無酬是理所當然，給外籍傭工加薪一二百元是皇恩浩蕩，工人多求加薪爭取更好待遇其實是貪得無厭這些「香港核心價值」嗎？
不過當我們誠實地設想一下，一名文員每天對著貨單與數字，請問這樣的工作本身對她／他有甚麼意義？又想想稽查員，他／她賣票查票，也不過是數秒的過手操作，不斷去做的話，究竟其蘊含著甚麼宇宙真締呢？
事實上，我們現代的勞動不過都是乏味和無意義的機械化重複動作。薪金以外的意義，基本上都不由得我們去談去想太多的。隨著實業工作買少見少，金融地產取而代之成為主要經濟支柱時，可讓我們實現關懷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了。
我曾做過建築工作，參與樓宇營造，當看到樓宇蓋好後一個個家庭入住，那份滿足感可十分大。不過，這樣具滿足感的工種也不多了。對一個今天投入建設高鐵的工人而言，能獲得滿足感的地方其實相當離身甚至沒有，反而每天親身經驗的惡劣高危工作環境，一個又一個犧牲和受傷的記憶，構成了他所面對的現實。如此的勞動其實一點都不豐富暢快。在工人的心中，著緊的往往更多是薪水與生活之間的關係，終日盤算能否養妻活兒，如何免於受傷。
四、破舊立新：
工人階級的生活要煩惱的事夠多了。當微薄的薪水遠遠追不上實際憂慮的增長速度時，工人都自顧不下，為求有工開，一切皆事旦。我們再不能以在工作中體現關懷美德作為定義自己的考量。我們就只有自己，而沒有了過往工人階級團結的相扶和群體認同。我們曾經想像的共同建設社會，此刻都變得自說自話。這些都使得我們感到一種處身大海中漫無目的地飄浮升降。
不想這樣嗎？有保安工人在手機群組內分享經典金曲尋找知音，尋著了就高興地再多貼兩三首，直至被管理員斥喝停止才罷休。有的則散播愛國愛黨言論，指美帝對我國虎視耽耽，國人在黨主席的領導下已進入史無前例的歷史高峰，著同志包容國家未盡之處。誰知言論已是三四年前的舊帖，結果還如金曲一樣重貼翻炒。雖然這些都不過是少數，但這些少數，和與他們不同的大多數，究竟還有多少尚可看到工人之價值與意義？還是我們都只能當一個沒有明天和期盼的身軀？
吖，近日我聽到有好幾位文化界的好友都拿了保安牌，想為工人二字作承傳立新之工。也許未必能堆沙成塔，但重鑄關懷，再接再厲，仍然是堅揪無比的。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