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7日

【新紮師兄:迎向一個八十年代】



聖經說:「上帝將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天空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

近日忙於搬家,上屋搬下屋,換了幾籮穀。當家人煩於研究屋內間隔擺位,想把東西放在些微分寸間都預得精準無誤的時候,我也到大廈範圍遊逛走走,看看各師兄師姐的擺位、身上佩帶著甚麼裝備、隸屬那間保安公司等等。不經不覺當了師兄已一年了,雖然是部份時間斷斷續續的當更,原來也多少熬出一點兒職業病來。

一、舊時的空間:
第一天碰上大堂座頭的師姐,她中午時分與住客寒喧,卻耳聽百方,立即就注意到在大堂門外拿著大件東西的我要進來,三爬兩步便跑上前開門。下午的時分,晚上的夜更,師兄師姐都少見死氣沉沉,反而個個笑容可掬,一切頗有朝氣與力量。
我搬進的大廈不是甚麼新簇豪宅,亦不是單幢的舊樓,只是二十多年樓齡的屋苑。由於鄰近幼稚園,除了五十來歲作為骨幹的家庭外,亦有一些年輕夫婦居住,長幼人口算是齊全。年齡層拉闊了,社區的活力也自然豐富。科技先進的出入監控裝置和豪華會所一概欠奉,基本的配套像是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偶爾有些甩漏。我喜愛這樣子的「缺乏」,因為往往用以縫補其中甩輥的,就是活生生的人身體力行多行一步。

二、昔日的名字:
小小但光猛的大堂,人情味濃,出入不單互相問好,更重要的是師姐能叫住客的姓氏來。我自問不是師姐師兄們的老細,如欲關係變得較為對等,便不可只有他們懂得稱呼我先生,倒過來我也應該可以說出他們的名字才是。
名字很重要,它是一個人身份的憑藉。第二天的早晨,在大堂遇見師姐時,我便上前問道應怎樣稱呼她。她回答說:Elaine。是Elaine,不是「易拎」。我清楚地聽到那字正腔圓的發音,是分毫不差的英式皇家發音。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港人多會為自己起個洋名。PeterPaulMary甚為普遍,Elaine也在此行列中佔了一席位。有人為求不與別人撞名,可能選上Estella,但由於不是人人懂得發音,讀錯尷尬多,所以及後可能給自己多起一個別名叫Jenny。無論如何,眼前的Elaine,憑外表與名字,應是四至五十歲左右。她的名字與笑容,與其職業有點格格不入,屬於敬業樂業型,生命力量足以突破工時長與受困時的鬱悶。
上帝曾引領各類地上天空的活物到亞當(亞當就是「人」的意思)面前,要他為牠們起名。這段起名敘事,說到底其實是一次上帝為亞當做媒的經過。因為在萬物都起名之後,聖經落了一個註腳,就是那人最終沒有遇上配偶。故事發展下去,上帝於是使亞當沉睡,從他身上拿了一條肋骨,造了另一個人,名叫夏娃,就是女人。
這段落除了可以被視作男女配合結婚生仔的前傳,其實更重要是描寫人從此進入與萬物和別人的倫理關係中。一個人,從呼喊對方的名字中,體現孤獨一人以外的新關係。當我知道了Elaine這名字後,每次出入大堂時,我都會叫她的名字,正如他會稱呼我乜乜先生一樣,這讓新的居所多了一些人與人友善的交流,頂著暴戾社會切斷人性向善的意圖。

三、昨日的歌曲:
晚上七時便是夜更上班之時,大堂由Elaine變了坤叔。坤叔樣貌像冷面笑匠,但我在晚間出入大廈時,偶爾都會見到有住客跟他聊天。正值入秋,盛熱間開始有點微風。坤叔有時坐座頭,有時會行到大堂外踱步。最令我覺得有趣的是,坤叔在十時之後,住客都已歸家了,他便會用音樂把大堂的空間填滿,驅趕悶氣。
有一次我們一家夜歸,那大概是晚上十一時,坤哥如常變身DJ在打碟,打的是八十年代的粵語流行曲。除了大量改編自日本的金曲外,當年本地自家製有黃霑與顧家輝的經典電影劇合唱歌。他一邊播,我也禁不住一邊輕聲地哼。女兒望著我,見我在跟著唱,便問我:你識唱的嗎?我說:當然!
上一次聽到有人大聲用力地播八十年代歌曲是在山上。不知為何,有些四五十歲的中年行山友,都鍾愛在行山時背著一部小小的喇叭,邊行邊播張國榮、陳百強。再年長一點的,會播鄧麗君。一曲《別離的預感》,比海還深。

四、怎樣詮釋過去?
一個已經走到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一個有人會喊時代革命的政治困局,仍有不少人依戀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好時光。除卻懷舊這無甚麼養份的行為外,過去、歷史、經驗,可能都在訴說著那個八十年代並非一種過去,而是現在式,甚至是不少人持續想像往後生活要怎樣的最佳參考範本。
一首金曲響起,能獲萬人應和。而一些那段時候普遍流行的名字,一呼也可能有不少回望;俗語有說:一個招牌掉下來,也壓住幾個家輝、家明、佩恩、婉兒。八、九十年代,是這個城市的記憶,不能忘,但亦不好把它過度美化。它不是最好的烏托邦,只是現在大差,才顯得它格外美麗。也許,從師兄師姐身上刻著的八、九十年代時代印記,我知道,我們要爭取和配得的,應是更好的生命。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918日)

2016年9月6日

【新紮師兄:港獨講讀】


 九月一日開學日,新聞媒體追縱了一些中學本土關注組,了解他們在校派發有關港獨宣傳品的場面,以及校方的反應。其中一所中學,早上有「駐校牧師」像保安處理重要人物般拉開和護送(escort)關注組的學生避開記者的追訪;下午,該校的副校長安排記者會,請關注組的同學向記者交代事件。同學說:學校只是關注我們關注組,想了解云云。這番說話很有趣,可令人想來想去好一陣子。接著記者追問學生為何不繼續派發宣傳品的原因時,學生的回應卻是出人意外的「無可奉告」。

一、一樁恐怖事件:
看著這則新聞,不無感慨。港不港獨,能否討論,整件事荒謬非常。同學回答記者追問那停止派發單張的因由時,卻使出官腔般的四字真言,情況十足鸚賦學舌。我不會天真地認為那說出「不反對不等於贊成」的副校長,對學生的舉動會真誠地只有了解和關心,甚至我推想,那「無可奉告」也有可能是設計出來的對白。校方與學生在極度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以公式的記者會令學生面對傳媒公眾,情況已殊不簡單。副校長與另一老師像左右護法一樣坐在學生兩旁,大概想著這是一種尊重學生的排場,就更令人不寒而慄。這根本就是一種恐怖威嚇,夾在中間的學生無疑是事件中心,但這中心其實更多像人質,而非校園所要盡力守護的少年。

二、懲治學生的監獄:
一輪的政治虛詞,學生照本宣科地回覆記者,一切一切,在港獨之前,同時失陷於「講讀」之上;我們對自己「講」甚麼和「讀」甚麼都沒能力深究似的發生。作為辦學團體的老師們只要安全抵疊,理據便無須問,原則亦無須持守。誠然,大家都在政治技術上熟練了。在九七主權移交後,經過反國教一役,醜惡的今天不再選擇迴避鏡頭。他們漸漸懂得利用它。反正特首和教育局局長都能毫不羞恥地在鎂光燈下使出洋相,示範了甚麼都不需要再說對與錯,一切就是說了是。說了港獨不可講,大家就不要講了。說了港獨不可讀,大家也就不必讀了。大社會如是,學校如是。校園不再是自由思想的搖籃,它一下子被說成為要比社會法律更嚴苛的地方,令人覺得那講甚麼、讀甚麼的後果,或者不應是踢出校,而是坐監才恰當。

三、不是邊界,而是主權:
說港獨與講讀(言論自由)無關?又對,又不對。
說對,是因為港獨這政治議題,與日常生活的言談其實是有分別的,或者我們要認清它們是處於不同領域的東西,是需要透過理性討論界分辨的。但不對之處,恰恰是政治的強力,將兩者都混淆了;陰謀論者會說,愈亂愈有機。所以當我們說講讀港獨是言論自由,有人便會說這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沒有討論,何需理性;沒有理性,又怎樣思考自由呢?港獨,骨子裏是禁止講和禁止讀。那不純是「港獨」這議題的邊界問題,因為這邊界對政治主權擁有者而言,是怎也釐不清的,也非關整清與否的事。目下的「港獨」操作,是尚未完成解殖且要將之千秋萬世的規訓。這規訓像色情一樣,不是定了一二三級別便能說清楚,便能禁得住的;它根本就是一種無盡的煽惑,目的是要驗證你對主權的效忠。

四、墮落的高度:
概念產生出來,會把散亂的事件聚合,形成一種整體的結構。諗理論時,覺得概念這東西應有一個高度,足以用來解釋諸事件的關係與互動。但就港獨、就暴動之類說法的出現,它們其實只是一頂頂帽子,多於一個個概念。它們貌似很高,但內裏卻十分墮落;貌似完滿,實質卻甩頭甩骨。在這段選舉期間,師兄師姐互通工作空缺的群組中,偶有出現五毛形式的反拉布、踢走非建制派議員的呼籲。但在平素與師兄師姐的交談中,說拉布二字的人是有的,但更多使用的詞彙其實是「笠笠亂」、「搞屎棍」之類。如此像野孩子般的倒蛋描述,本應不是甚麼大事件,但若經過帽子黨賦予足夠墮落描述後,情況便不同了。用現在時興的說法,這些詞確實相當離地。它們把握不了事件,亦不及學術之抽象好用,到最後只會令日常語言操作的人感到難以理解和應用。很快地,它就會變成一種品味,一種有權、夠惡、拿我沒法子的腔調。
雨傘運動期間,坊間社會都愛以藍絲和黃絲來把港人分類,好像這世界只有兩種顏色兩種人。雖然事件不是太難分辨黑白,但我更想指出的是,師兄師姐不是這樣諗的。至少在我曾接觸的師兄師姐中,他們都不像媒體般作「分色」。這也不是說師兄師姐色盲,更不是他們色弱,而是根本地在尋常生活中,我們經驗的實在處,顏色是不同,且有很多。手足的顏色可以是紅的綠色的。哀傷的顏色是藍的。愛情的顏色是紫的。偶爾還有許多不同樣式的emoji。打開衣櫃,開工制服有白色、湖水藍色和黑色恤衫的。在港獨氣氛蔓延時,我們身邊有不少人,其實正在講讀著其他。大家好像活在兩個世界中,但更準確地說,當我們試圖講讀對方時,我們都會遇到莫名的尷尬。

(刊登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9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