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開學日，新聞媒體追縱了一些中學本土關注組，了解他們在校派發有關港獨宣傳品的場面，以及校方的反應。其中一所中學，早上有「駐校牧師」像保安處理重要人物般拉開和護送（escort）關注組的學生避開記者的追訪；下午，該校的副校長安排記者會，請關注組的同學向記者交代事件。同學說：學校只是關注我們關注組，想了解云云。這番說話很有趣，可令人想來想去好一陣子。接著記者追問學生為何不繼續派發宣傳品的原因時，學生的回應卻是出人意外的「無可奉告」。
一、一樁恐怖事件：
看著這則新聞，不無感慨。港不港獨，能否討論，整件事荒謬非常。同學回答記者追問那停止派發單張的因由時，卻使出官腔般的四字真言，情況十足鸚賦學舌。我不會天真地認為那說出「不反對不等於贊成」的副校長，對學生的舉動會真誠地只有了解和關心，甚至我推想，那「無可奉告」也有可能是設計出來的對白。校方與學生在極度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以公式的記者會令學生面對傳媒公眾，情況已殊不簡單。副校長與另一老師像左右護法一樣坐在學生兩旁，大概想著這是一種尊重學生的排場，就更令人不寒而慄。這根本就是一種恐怖威嚇，夾在中間的學生無疑是事件中心，但這中心其實更多像人質，而非校園所要盡力守護的少年。
二、懲治學生的監獄：
一輪的政治虛詞，學生照本宣科地回覆記者，一切一切，在港獨之前，同時失陷於「講讀」之上；我們對自己「講」甚麼和「讀」甚麼都沒能力深究似的發生。作為辦學團體的老師們只要安全抵疊，理據便無須問，原則亦無須持守。誠然，大家都在政治技術上熟練了。在九七主權移交後，經過反國教一役，醜惡的今天不再選擇迴避鏡頭。他們漸漸懂得利用它。反正特首和教育局局長都能毫不羞恥地在鎂光燈下使出洋相，示範了甚麼都不需要再說對與錯，一切就是說了是。說了港獨不可講，大家就不要講了。說了港獨不可讀，大家也就不必讀了。大社會如是，學校如是。校園不再是自由思想的搖籃，它一下子被說成為要比社會法律更嚴苛的地方，令人覺得那講甚麼、讀甚麼的後果，或者不應是踢出校，而是坐監才恰當。
三、不是邊界，而是主權：
說港獨與講讀（言論自由）無關？又對，又不對。
說對，是因為港獨這政治議題，與日常生活的言談其實是有分別的，或者我們要認清它們是處於不同領域的東西，是需要透過理性討論界分辨的。但不對之處，恰恰是政治的強力，將兩者都混淆了；陰謀論者會說，愈亂愈有機。所以當我們說講讀港獨是言論自由，有人便會說這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
沒有討論，何需理性；沒有理性，又怎樣思考自由呢？港獨，骨子裏是禁止講和禁止讀。那不純是「港獨」這議題的邊界問題，因為這邊界對政治主權擁有者而言，是怎也釐不清的，也非關整清與否的事。目下的「港獨」操作，是尚未完成解殖且要將之千秋萬世的規訓。這規訓像色情一樣，不是定了一二三級別便能說清楚，便能禁得住的；它根本就是一種無盡的煽惑，目的是要驗證你對主權的效忠。
四、墮落的高度：
概念產生出來，會把散亂的事件聚合，形成一種整體的結構。諗理論時，覺得概念這東西應有一個高度，足以用來解釋諸事件的關係與互動。但就港獨、就暴動之類說法的出現，它們其實只是一頂頂帽子，多於一個個概念。它們貌似很高，但內裏卻十分墮落；貌似完滿，實質卻甩頭甩骨。在這段選舉期間，師兄師姐互通工作空缺的群組中，偶有出現五毛形式的反拉布、踢走非建制派議員的呼籲。但在平素與師兄師姐的交談中，說拉布二字的人是有的，但更多使用的詞彙其實是「笠笠亂」、「搞屎棍」之類。如此像野孩子般的倒蛋描述，本應不是甚麼大事件，但若經過帽子黨賦予足夠墮落描述後，情況便不同了。用現在時興的說法，這些詞確實相當離地。它們把握不了事件，亦不及學術之抽象好用，到最後只會令日常語言操作的人感到難以理解和應用。很快地，它就會變成一種品味，一種有權、夠惡、拿我沒法子的腔調。
雨傘運動期間，坊間社會都愛以藍絲和黃絲來把港人分類，好像這世界只有兩種顏色兩種人。雖然事件不是太難分辨黑白，但我更想指出的是，師兄師姐不是這樣諗的。至少在我曾接觸的師兄師姐中，他們都不像媒體般作「分色」。這也不是說師兄師姐色盲，更不是他們色弱，而是根本地在尋常生活中，我們經驗的實在處，顏色是不同，且有很多。手足的顏色可以是紅的綠色的。哀傷的顏色是藍的。愛情的顏色是紫的。偶爾還有許多不同樣式的emoji。打開衣櫃，開工制服有白色、湖水藍色和黑色恤衫的。在港獨氣氛蔓延時，我們身邊有不少人，其實正在講讀著其他。大家好像活在兩個世界中，但更準確地說，當我們試圖講讀對方時，我們都會遇到莫名的尷尬。
（刊登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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