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人發起「自由光誠」墨鏡聲援陳光誠行動。一張張(wo)men in black的照片，在Men in Black III上演前預先發布。
Men in Black 係美國人維護地球（美國國土）安全，免於外星壞蛋湧入的荷李活電影。它是一齣Think Planetary/Global, Act Local的電影。從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宇宙與地球、全球與本土的張力，仍然是我們今天思考主體性的吸引切入點。
陳光誠成功逃離被軟禁的居所後，透過互聯網向溫家寶說話，要求徹查地方官員的罪行。但我們大概都能猜想，陳光誠提出這點要求，確實也給溫總理一個難題。透過事件所輻射開來的範圍看，徹查事件所隱含的，絕非地方與中央之間的關係，而更可能是中央內部和整個共產政權管治的問題。正值今年換屈，薄熙來事件仍餘波未了，一切還在鬥爭之中。
有評論指出，早前香港特首選舉，其實也是一種全球性政治經濟學的中央權力版演練。梁振英與唐英年之爭，可以被視為中央權力內部政經角力的反映。如此，香港本土政經雖在這片土地上發生，但卻觸及到中央政府與全球的神經。保守地說，香港確實推翻不了中國共產黨政權，也無能推翻全球資本主義；但香港的脈動，卻能有著如陳光誠般挑動神經，甚至可逼出中央回應，思考如何在全球政治經濟上進一步利用陳光誠／香港。
香港與大陸，從來都不是簡單直線的關係，又或是我們所一直擁護的全權框架下運作那麼簡單（我認為以全權政治來表述今天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未免會令已進入全球化形勢的複雜權力關係變得簡化了一點）。當然，從表面化來把握事件的角度，這樣的直線因果思維還有某種方便介入事情的價值，然而這價值必須要進入討論中，才能對香港本土作為一種方法（羅永生語）的思考，提供更豐富的關係性分析。
在評論香港本土與中央，以至國際或全球的關係時，或許Lawrence Grossberg的構想有可取之處。他認為我們在分析現代性的統識時，都慣了以Althusserean rereading of Gramsci的進路；但更可取的，應是Foucauldean rereading of Gramsci。前者多少會進入了一種封閉的系統中，傾向會去問誰是主謀，誰在策動事件等問題。但在權力網絡變得複雜和互相作用的物質條件下，某種結果的產生，其原因不再是背後有一個包攬一切的主謀，而應是各方力量在對抗制約下偶然產生出一種新現代性的統織（hegemony of new modernity）。
以資訊科技的語言來說，既然事情都不單是點到點（P-P），而更多是點對多點（P-Ps），又或是多點到點（Ps-P），又或是多點到多點（Ps-Ps）。而新現代性的統織，由於不再建基於無知，而是心照不宣，甚至犬儒，所以整個社會結構也不再是一種直線的宰制，輕宜易舉地分地陰謀論一番；換言之，結構中錯綜複雜的Ps-Ps之間的連結網絡便應成為我們考量的視點。如此，本土倒梁行動若有甚麼意義的話，它便不在於我們在倒梁後期望另一個更好的欽點人選上台，而應是共同去思考倒梁／倒曾偉雄之類可以針對甚麼權力關係（Ps-Ps）的轉變。這些眾數的關係大概是我們尚未充分開展但又急需分析的領域。（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因為梁是原罪，所以倒梁行動應倒了才算！）我們至今只有一種無力的推翻中共政權的想像而已，而這想像又只停留在八九六四那一幕天安門廣場群眾景象之中。一次失敗的六四，源於我們對政治想像願景的失敗，與及我們對將願景具體化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失敗，更因為實踐與實踐之間的聯系沒有生根的一種失敗。
不過，失敗並不一定是不好的。前題是失敗之後是否能產生更多更大的想像、實踐與結連。能失敗，是一種福氣，只要你不死，又或不打算離場，好戲還可以繼續上演。八九六四、零三七一的群眾運動，最終的失敗不在於政權有否被推翻的剎那。而是群眾中有否迸發出矢志營造推翻後過美好生活的客觀物質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