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紮師兄：愈專業愈苦悶】

是日當夜更，甫一接更，主管便問我會否多做幾天？我口說不知道，心裏想著要看看是否好做才決定。接著主管便與另一位師兄大談在我之前當替更的人。原來，短短十數天，我這個替更位已轉了好幾個人，大部份是因為有別的筍盤所以另謀高就；有一位年時已高的，因為應付不來，做了兩三天便不做了。

我好奇，問：「怎樣應付不來？」

一、被忽視的生活經驗：

主管說：「無記性，做不來。今天教完他怎樣做巡邏，明天又問；再教，再問。日日問，壓力大，不好意思，所以就不做了。」主管慨嘆地續說：「我看他大概有70歲了，應該是以前報細了幾歲方便找工作吧！說來，即使是65歲，若仍然要出來做保安，不可說不悲哀。現在政府提出將B牌年齡上限延至70歲，真是搵黎搞！到時哪裏會請伯伯做保安呢？現在大部份年長的保安，有不少是守舊式單幢樓的。你諗下，萬一有甚麼意外，例如暈低、巡樓時跌倒，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十分危險呢！」

當晚，我一直想著那位在我之前當更但素未謀面的伯伯，很想知道他要應付怎樣的夜班通宵工作。主管人品很好，我猜跟他休息時看佛堂講座有關。他寫得一手秀麗的字，指導我如何巡邏時也講解得清楚明白。之後，我也按著程序一一辦妥。其實這裏的工作不需太大體力勞動，呆坐守更亭、閒著胡思亂想的時間也不少；充其量未習慣巡樓時偶有轉來轉去不知轉到哪一層的感覺，未知伯伯遇到此情況，有否放慢一點腳步，站著定定神才繼續呢？又或是在各家各戶門外，有些貼上了符咒，有些掛滿了衣服，有些光管一閃一閃帶點陰森，又有些後梯間那濃濃抽菸的餘溫混和著垃圾的氣味，這些會否令到伯伯不安？

除了回到控制室報到之外，其餘的時間我都是一個人在途上，應付著重複、苦悶、孤獨、沒讚賞、沒滿足、疲倦、緊張、沒挑戰性的工作。我很想知道人生閱歷比我多許多的伯伯是如何看待這份工作，其他師兄師姐又是怎樣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他們每天每時的生活經驗究竟是怎樣？這份工作真的不易熬，一般每更長達12小時的勞動及非勞動，其身心體力和身邊發生的人事物都隱約反映出別樣工作的極限來；雖然了解同行師兄師姐的感受後未必令我做得好，但至少可以做得長一點吧。

誠然，這份工作真的不知從何談「做得好」，正如有人說要住得好，對一般人而言，實情不過是住得不要太差罷了。即使給你住上所謂的豪宅，由庸俗不堪的名稱，到毫不實用的間隔，反轉再反轉，仍不知從何說好，好在哪裏。難怪有人看到北歐的監獄景緻怡人和有相當的活動自由度，不禁會說「坐監好過住在香港的豪宅」。如此不斷地與更低的情況比較，不知不覺成為了這個城市的人判斷事物的態度。

二、保安是哪門子的專業？

我從網絡上留意到，有人不時會轉貼一些保安當更時呼呼大睡的照片，有一些好像是廣告，有一些是真實個案。但無論是真是假，留言區都會有一些義正辭嚴的保安員跳出來指罵，說這些貪睡的實Q不專業，然後怪責保安從業員被社會大眾輕看，就是因為這樣的害群之馬！

每當看到這樣以「專業」二字評論實Q的時候，我都感到奇奇怪怪的。而指責當更時睡著覺的保安員「累街坊」，更有點誇張，倒果為因。固然值勤時睡覺是不妥當的，但保安是一門專業，這話應從何說起呢？若果保安從一開始就不是一份具體面有尊嚴的工作（decent work），專業化對它來說究竟是一個過程、是一份要求，還是一種手段？

南非金山大學的Edward Webster教授與一名研究生Thabang Sefalafala前年做了一個關於保安員的工作研究。他們訪問了1 205名保安員，並向其中25名作深入的訪談，然後以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體面工作計劃」（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 Decent Work Program）的標準，與南非的私人保安業規管局（Private Security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PSIRA）強調保安業專業化作比較，以研究保安員作為底層工作與專業化之關係。

文章一方面說明了按著「體面工作計劃」的評估準則，保安員在受聘機會、工作穩定性、工資、工時、個人與家庭生活、平等就業機會、安全工作環境、社會保障和社會代表性都是問題多多；另方面則點出南非以「專業化」之命成立一個部門以規管保安業，特別是多達四十萬現職的保安員，其意圖並非要提昇保安員的工作待遇，而是要提防這麼大量的市民，因就業和生活問題極度苦悶而可能產生對社會的威脅。

雖然文章研究的地方是遙遠的南非，但出奇地，保安從業員的經驗、感覺與不斷受專業化辭令影響的情況，卻與本地的相似得很。香港這個城市擁有保安牌的人也多達二三十萬，我們也同樣以「專業」之名來量度苦悶的保安工作。這「專業」並非英美語境下說的敬業樂業與個人成長，而是透過行業內監控實作的價值管理工具。我有時甚至會想，保安員跟學生也有一點共鳴，測驗考試TSA這些沉悶的事情，根本犯不著要動用「奮發向上」這四字來包裝。一旦我們事事都要以誇大的用語來應付時，恰恰反映我們現時用以規管人生活的制度是極奇脆弱。

三、我們都是Deburau：

懷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說過一個關於苦悶（boredom）的故事。「從1840年伊始，苦悶像傳染病般蔓延。據說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家兼浪漫主義詩人阿爾方斯‧德‧拉馬丁便是論及此疾病的第一人。在小故事中有一名法國出色的神經科醫生，有一天遇到一位素未謀面的病者向他求診。這位病者抱怨他患了當時甚為普遍的疾病，因而感到生無可戀、深深的憂鬱和極度的苦悶。醫生經過詳細的診斷後，輕描淡寫地跟病者說：『你沒有甚麼大礙的！只要試著放鬆一下，找一點娛樂便會好，或者不防在晚上看看著名的詼諧演員Deburau，也許你的生活會不一樣哦！』那病者回覆：『醫生，我便是Deburau。』」

那專科醫生認不出諧星Deburau大概是因為他演出時都是把臉化到白白的，且身穿闊闊的大袍。故事有意思之處在於詼諧面龐底下，居然是眾生皆嚐的苦悶。這不純是戲內戲外，而是薄薄的搞笑或者是浮誇的華衣意圖包著厚實強烈的沒趣感受。現代社會物質生活愈是豐富的同時，苦悶也等量地增長。而實Q這份工，正是一項嚐透苦悶的專業，他們的人生反映著城市生活經驗的萎縮，其中種種社會的真相不斷被表面短暫的粉飾所壓抑。Deburau的故事好像要指出，重新關注苦悶的由來，是發掘社會改變進步的動力所在。正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獲得了正解。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