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紮師兄：重複掃慶】

「今天沒有煙花匯演，大家不要在這位置逗留，請繼續往前行走。」一名民安隊隊員在尖東文化中心的海傍拿著揚聲器，向正在欣賞維港對岸燈飾的途人如此說。

拐一個角，兩名依著欄杆而站的警員，也回應著外藉旅客的詢問。他們劈頭第一句也是「今天沒有煙花匯演！」然後補多句：「今天只有文化中心牆上的立體光雕。」

從途人及旅客的行為表現與詢問裏，其實都沒有半點要問煙花何時發放的意圖，但有趣的是民安隊與警員卻有理無理，第一句便像是要向全世界說著同一番話：「今天沒煙花，你只要繼續前行」。這樣機械式的回應，沒有令平安夜晚上站在海傍的人群散去，也沒有令旅客找到他所要的答案。警察、民安隊和文化中心的保安員只在重複著長官的指令，向著途人將自己幻化成人肉錄音機。「今天沒有煙花看」，一下子成為了他們工作上的護身符；又如兒時的「老師說」遊戲，只要在指令前加上「老師說」便是對，沒說「老師說」便是錯。

一、簡化得很醜：

這樣與當下情境格格不入的應對，怎說也是過份地簡化了人群。而如此簡化的做法，正正反映了長官眼下對人群的想像只有規管這事實，他們以為最簡單的指示，便是最好的。但每每不成比例的簡單指示，也是最不夠用的，是不折不扣的腦閉塞之作。到最後也只能不斷增加人手，令大時大節人馬叠叠的警力，成了凌駕周圍事物與歡樂之上的奇觀。明顯不過，人肉城牆式的布防與過份疏導人潮措施，是最不便、最擾民和最原始的野蠻思維，十足地窒礙理性文明的發展。說來，曾有人說香港是示威之都，這將人群都說成是潛在示威者才能是正確的說法大概應改一改，讓問題放回到專橫的警力之上才對。

除了簡化了人群外，透過製造一種管與被管的關係，往往亦帶來簡化了「負責管理」一方的效果。警方與保安員在這種環境下，好像只剩下宣告不可拿、不可摸、不可這、不可那的形象想像。但應對方法往往多於刻板的環境設定，管理一方除了有披著製服的一面外，亦應有與眾同樂的人性面龐。那閒著依欄而站的警員，不就是充分展現了「專業」榥子以外的自然體態嗎？當我們不過度迷信「有效人流管制」為歡渡佳節唯一且最高的規矩時，許多不合理的掃慶及格格不入的應對也可以大大減少。傳統智慧告訴我們：「規矩是死的，人是生的」。

二、 可以走位：

我曾參與一些派對的保安工作，在震耳欲聾的音響場所以外，是拍攝明星名人的小舞台。這些舞台除了有特約的攝影師和傳媒為大會操刀外，亦是吸引途人注目的位置。在手機已能拍到專業效果的機械複製年代，人人爭相而上舉機拍人自拍，不亦樂乎。

每每我們都會為那區域拉起防線，然後站在界外，禁止人們行得太近，並且指示他們不要停留和繼續往前行走。不過一邊做，師兄師姐們都會有不少微言。一方面是埋怨主管不設實際且過份簡化的指示，以為人都會聽我們保安員的指示乖乖而行；另一方面又會被存心不接受勸喻的途人刁難，你愈是請他們退後一步讓出道路，他們就愈是裝聾扮啞及企硬不走。

在這情況下，我們都會努力發揮民間智慧，互相想出方便人又不會令自己惹麻煩的做法。師兄師姐們其實多與大好人，所以問題往往不像我們想像中僵硬，只要保安與途人之間多點互諒和彈性，多點快閃走動和尊重，便可拍到靚相之餘又能令保安員工作順利。而有一位師兄的著眼點是，防止人推人時有人施展鹹豬手和某些擬似龍友低炒拍人裙底。

三、回頭再看：

香港在大型活動時實施人潮管制的做法，要追溯到1993年元旦日的蘭桂坊。當年除夕夜倒數，發生人踩人慘劇，最終釀成21死62傷。自此以後，凡大型活動，都有相當規範的封路和人潮管制的措施。但管制不等於重複「沒有煙花，只須前行」的掃慶，畢竟管制的前題是基於大眾同樂。除非我們都把多人的聚集說成非法和有危害性的，否則香港實在沒有甚麼如臨大敵，你生我死的決戰時刻。有說警方在去年佔中後加強了對人群的管制措施，但其實佔中已說明了香港秩序的井然，示威佔領之和平友愛也冠絕全球。

在大主題之中，我更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實際的互動。管理者與人群之間，我猜更多東西與政治一起流動。早前我到過廣州一敞，看見那裏城市的發展很快，硬件發展得很快，地鐵網絡四通八達，某些地區的樓房呎價更與香港不相伯仲。在出入搭乘地鐵的過程中，我遇到兩件有趣事。第一件與掃慶有關，第二件則是有點得意。

廣州地鐵內的保安員特別多，有一次我在地鐵月台座位旁預備舉起手機拍照，在旁的保安員隨即大聲地向我說：「這裏不是公園，不能拍照！」當下我愣住了，腦海中跳出了千個問號，最直接的是為何公園能拍照，而地鐵不能？又為何在拍攝一事上，要將公園與地鐵比較，其異同在哪？他的提醒會不會又是一種重複的掃慶？

另有一次，在地鐵入口設立的檢查處，所有乘客都需要被保安員用一枝探測器掃瞄行李，以防有人携帶危險品進入車站。但其實有好幾次當我行經那個檢測位置，保安員都沒有把我截停然後掃瞄一番。直至有一次我進到車站內轉身回望那提著掃瞄器站崗的保安員，才發現他每每在乘客經過後才從後掃一掃。這樣的做法，引起不少人轉身回望。我想乘客都在猜，為何不用叫停然後作掃瞄我？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2月27日）

【新紮師兄：看守著平凡】

「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卧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路加福音》二章8-12節）

一、光之說：

這陣子當夜更的時候，偶爾看到維港兩岸的聖誕裝飾，會想起年少的日子，爸爸媽媽帶我到尖東看燈飾的情境。

那每年一次出外看燈飾，穿上一身提早為農曆新年而買的衣裳，由海傍這邊，逛到海運大廈，沿途都是嘩嘩嘩的驚訝聲。當年能把大型的燈飾掛在巨大玻璃幕牆上，其實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後來燈飾由靜止的聖誕老人坐鹿車，進化到透過閃動營造出兩三格動態的圖案，更是奇觀中的奇觀。我記得，那些年有過新聞專輯，還走訪了燈飾設計行業及裝置過程。

今天，雖然高樓大廈每逢臨近聖誕仍會換上新的圖案應節，但聖誕燈飾不再例外，不再十分特別了。因為每天我們都活在例外之中，更巨大的玻璃幕牆上，已變成LED大電視，不停地播著廣告。每晚八時的幻彩雷射光，把香江揈得不亦樂乎甚至眩暈。其實我們對如此技術進化心中早已有底，這也正是我們對科技發展、城市進步的投射。我甚至會想，昔日在伯利恆的野地上，那主的榮光顯現場面，不就是LED燈飾再度進化後所要仿傚的境界嗎？這也許更是最初想出聖誕燈飾這東西時最基本的意念所在。但問題是，同樣是光，即使人為的光要趨同神聖之光，所要達到的目的卻南轅北轍。最初的榮光，是要照亮黑暗；燈飾的光，卻因害怕被遺忘而裝上。

二、貧窮的人

伯利恆野地裡牧羊的人（sheepherders），跟當夜更的保安員其實很相似，由於在晚上，由於在野地，他們都是毫不起眼，不會為被人看見。他們的工作同樣是看守，且有編更制度的。他們都是貧窮的，是低價值的，是靠肉身勞動而與資訊智力無關的。那活在城市裡的人，除了「野地」，除了「牧羊的人」，除了「保安」之外，基本上就再說不出甚麼對它們實在的認識來。

然而榮光照野地，使我們關注到在野地上幹活的人，知道他們在輪更地看守羊群，知道他們會活動，知道他們會懼怕，知道他們能聽見，知道他們會做決定——且是果斷及明智的決定。那怕當時是黑夜。

榮光顯現與不起眼的人，風馬牛不相及，卻構成了關乎萬民的信息，後世傳頌的故事。這不只是說野地牧羊的人，夜更勞動的底層工作者，他們與榮光毫不相干。若是這樣，這信息到最後還只是發生於榮光與牧羊的人中間。然而這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其中要表達的更是，榮光其實跟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相干，而我們每一個人，不論生下來有著怎樣的身體，處於怎樣的階層，幹著怎樣的工作，我們的本相都與不起眼的人一樣，沒有分別。換言之，榮光顯現與不起眼的人不相干，是指到榮光與我們所有的人都不相干；即是，我們與不起眼的人，其實在榮光之下，都是一樣的不起眼，都是活在黑暗之中呆等著生命的意義降臨。

三、最平凡的視角

由超驗的榮光，到實在的嬰孩，恰恰是前者居然愈來愈令人信服，而後者則容易被輕輕帶過。我想這與現實中存在太多諷剌不無關係，以致我們會追求奇觀式爆閃，而對日常生活則麻木不仁。當我們看到社會都說救救孩子，要求取消TSA時；我們每天卻仍會將海量的補充練習填入孩子的腦袋中；不怕他們消化不良，只怕自己不夠暴力地催谷。當我們看到某大商場遠道從外國斬下數十呎松樹作聖誕裝飾的同時，卻發現活動原來由倡議聖誕樹回收循環再造，為要給聖誕樹一個再生機會的環保組織協辦。當教會宣揚愛與和平，卻只限於教堂之內，而對教堂以外的弱勢視若罔聞。有說教會中產化，無他！沒有資本又怎能放下工作上教會聽福音呢？

榮光宣告了救主耶穌降生之處，那記號是一個馬槽、一塊布和一個嬰孩，那是日常生活的事物，平凡不過。沒有對自己微不足道本相認知的人，怎看大概也看不出一個水壺般大的嬰孩便是人類的救主。曾有師兄說，保安員眼中除了看見同行的師兄師姐外，也很容易看到清潔工，因為大家都是在同一階層幹活，分享著對事物人情同樣的視覺。說得有型一點，是大家對尋常生活的質地有感覺，且能彼此給力，互相支持。所以有說，人看見嬰孩是救世主必會難以置信；然而對於牧羊的人而言，那常常與牲畜動物為伍的生活，才是自然，是親和，是認同，是救贖之所在。希望無疑是從別處而來從天而降，但要找尋希望，卻不需再上到天上，因為希望已在人間，它能透過對生活的感知而獲得。

四、再到伯利恆

位於巴勒斯坦西岸城鎮伯利恆有一所St Vincent Crèche（孤兒院），旁邊有一所聖家醫院（Holy Family Hospital）。這所醫院有著全西岸最完善設備的婦產科服務，醫療水平達到國際級。但由於以巴政治局勢長期處於緊張關係，國際對巴勒斯坦政府實施制裁，醫院亦只能依靠外國志願捐助繼續營運下去。

有意義的是，孤兒院每每接受許多初生便被遺棄的嬰孩。這些可能未足月便出生的嬰孩，多數是巴勒斯坦婦女因被強姦而懷孕的孩子。有不少嬰孩甚至要住在緊急醫療病房作全天候的觀察，而醫院都是為他們提供最好的照顧。醫院的總監Robert Tabash對此有一輕描淡寫的回應，就是「最貧窮的應得最好的」（The poorest deserve the best）。這在我們聽慣了資源緊絀所以要縮減開支的社會裡，幾乎是不可思議的。醫院和孤兒院緊密地合作，令一個個被遺棄的伯利恆孩子得到生存的權利。他們所要的回報，並不是高薪厚祿。他們看到一個個能生下來生命，就已是一種恩賜，就是他們工作的目的。

伯利恆的福音，在戰火種族仇恨包圍中，其寶貴之處在於讓我們從日常之中重新看到生之盼。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2月 13日）

【新紮師兄：頂天立地自由人】

英國藝術家Antony Gormley的裝置藝術Event Horizon（香港取名為「視界 香港」）近日來到香港展出。一共有31座裸人（Naked men）雕塑分別竪立在中西區各大小建築物頂樓及街道上。據Gormley所說，他「希望透過『視界 香港』鼓勵香港重新思索，引領大家以一個更廣泛的角度去思考人性及我們身處的地方」。[1]

我適逢上周到過中環，看見設置在皇后像廣場內的裸人雕塑。我站在約有六呎多接近七呎高用鐵打造的「裸人」旁，與之相距約一米之遙。大概是當了師兄後，現在站立的姿勢都比較正直，以至可以減輕因長期站立而對雙腳的勞損。就在站著的時候，有一對老年人經過，男的指指我，又指指我身旁的裸人雕塑，向身邊的女士表示，他們站立的姿勢很相似哦！我聽著，心想Gormley希望香港能更廣泛地去思考人性及身處的地方，難道其意思也包含在裸人站立的姿勢上面？

特立而行：

誠然，站立要比行走辛苦，因為它不是靜止不動，而是更集中地依靠腳跟著地承托起全身；站立時身體為要達至平衡，雙腿的肌肉也就更加緊張。雙足站立停駐在一個人來人往的鬧市中，本身就是與城市的節拍格格不入。而當一個活生生的我，跟那尊冷冰冰的裸人一樣地出現在大街之上時，我們的遭遇，可能跟後來有市民投訴裸人「阻街」而被地政用上三隻鐵馬圍著無異。我所不明白的是，何以阻街是由地政總署處理，而非食環署跟進執法？是否食環跟進的話，便會派遣幾名職員圍著裸人站著，然後要拉要鎖押上豬籠車？

據說，直立行走是人與別的靈長類動物其中一大分別，這樣空出了的一雙手，得以發展出許許多多文明工藝來。若果由四腳爬爬到直立而行是一種優良的進化過程，連帶我們的腦袋也變得發達過人的話，我們也不應忽略，食腦的人生同樣想出許多詭計來自欺欺人、作奸犯科，令雙足直立而行這最根本地感應大地和意覺自己是人類這文明里程碑也視而不見。其實頂天立地，不就是始於當刻嗎？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漸漸遺忘了這種獨特生存動作對自身的意義；甚至我們會把直立而行這運動以工種來分類，遂把它界定為低下與次等，例子有速遞、售貨員、侍應、傳單派遞、保安等。他們佔本地勞動人口沒有一百萬都有幾十萬。按著中環價值對藝術品的審美判斷為阻街這標準而言，那標誌著文明之啟的一刻，原來都是微不足道，是阻住地球轉。

保安員和一眾底層工作勞動者，都是經常將自己隱身於人前來嚐透苦悶滋味的專業人士。藉著裸人阻街事件，我們可以推進一點地說，當我們一旦被你、我、她或他發現時，我們原來都是可以隨時被整理、移動和消滅的；命運跟小販一樣，靠著雙手自力更新而不獲尊重，反倒以市容及阻路為理由而被推入死角，予以取締。難道我們的文明進程，不能在發展雙手弄出巧工之時，也不忘雙足直立而行同樣會成就美好未來，對社會作出同等重要的貢獻嗎？若社會群體像一個身子，那身子便有不同的肢體，彼此配搭，方能成事，相得益彰；若互較高低，根本就只是笑話一樁，不值誇耀。

非關淫穢：

望著裸人及看有關裸人的新聞，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的變得文明進步了。因為市民對裸人的投訴至今有兩類：一是上文提及的阻街，二是置於樓頂上的雕塑被誤以為有人要跳樓自殺。這喚起我對早前由前進進劇團公演的《石頭與金子》中的一幕記憶，那屋村保安不斷看見有人跳樓與負責看屍的情節，突然重現眼前。據報導，警方在過去兩周共接獲約三十宗市民報案，表示懷疑有人站在樓頂準備自殺。我好奇的不是有人報案，因為我懷疑真的有多少人會留意城市中有是次公共裝置藝術的進行。我好奇的是，為何只有三十宗報案紀錄。這是否表明了某種冷漠的蔓延？又或是我們的工作令我們無暇抬起頭看看不斷變幻的天色？會不會是，我們的視界只有手上的流動屏幕，而無視廣闊的天空早已萎縮了大片？

不論原因為何，視而不見，或選擇性地見到某物然後判斷它是阻街與否，已成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本能機制。然而有趣的是，那惹人「期待」的畫面至今尚未發生：延至今天，好像仍未聽到有人像對待以前也曾展現於城市中的「新人」（New Man，由已故英國藝術家Dame Elisabeth Frink於1995年在某商場展出的裸體男性銅像）般，向淫穢及不雅審裁處投訴，指裸人為淫穢及不雅物品。生硬死板過時落伍的淫審條例，要令各個裸人穿上褲子應沒有甚麼難度，這或許可說成是裸體雕塑在這城應有的衣著規定（dress code），以示對「主流傳統文化」的尊重。但如同保安一樣，穿著制服形同身份定型，一下子便失去了自己。身子賣給了數十元的時薪以外，頓時成為甚麼也不是的實Q[2]。這種失去自由正是最反藝術的。昔日始祖阿當，因偷吃了分別善惡樹——又稱智慧樹的果子，立時能辨善惡、獲得智慧，知道自己赤身露體，便找上葉子遮蔽身體，及後上帝為他宰牲口，以皮代葉。細看原典，記載那時天起了涼風，天氣入秋進冬，人的智慧其時發生，用樹葉編作衣服，免得著涼。然而樹葉大概不夠耐用，故上帝憐愛世人，以皮裘取代，形同母親為兒子添衣一樣。若果真的如是，裸體與否，便非關道德。至少，它不一定要每每跟道德掛勾，然後直送淫審處。人的自由，不只在穿與不穿衣上。自由所至，也能講究穿著甚麼。說到這裏，忽然想起友人曾有一問：女實Q可否穿連身裙？這問，妙哉！因為在保安行頭，陽剛氣盛，性別想像也只有男，而女生其實也要跟著男轉。因此，穿裙一問，趨向裸人，帶來對自由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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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EventHorizon-project-chi

[2] 馬智恆導演有一妙說，指香港稱保安員為「實Q」確實絕透，既表達了這工作如何包含僵硬的實質，且又略帶對城市Q畸的反映。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29日）

【新紮師兄：《石頭與金子》】

昨晚到達牛棚，第一樣吸引我目光的除了掛在牆外的大海報外，就是守著大門口的師姐。

我一邊在對面街食著我的梅菜扣肉飯，一邊想著誰最應該一齊看石頭與金子。我想著座頭的師姐，想著不如我替佢頂個半鐘，等佢可以入去睇。

想著變空想。散場望望師姐。她看著手機。十二小時很快過，然後她便可以返屋企。她應該住得不遠，但平日除了當更，她一定有意無意與牛棚保持距離。

一覺醒來，師姐又當更了。

【新紮師兄：貧窮的魔咒叫黑暗】

「瑪連箂是一頭狗，牠也許不是失縱，而是忍受不了這個沉悶的世界而逃走了。」導演如此說。我心接著問：「那還活在的人，特別是主人公保安員，究竟正在想甚麼？」

上周觀賞了一齣本港鮮浪潮電影《瑪連箂的凝視》。這齣電影講述一名保安員在當代藝術館當更的經過。導演馬智恆以本地藝術家程展緯在藝術館當保安員的經歷為藍本，兩人共同創作出這作品。《瑪連箂的凝視》好玩之處在於一個被想像為高檔次的藝術空間內，有一個低檔次的職業——保安員；在高低印象之界線上，引發出許許多多的奇想。

其中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電影中無論是一對年青歡喜情侶，又或是在臨近閉館前才來到且細心抄寫筆記的女子，他們縱有不同觀賞藝術品的態度，但一致的，是他們都當保安員無到！正因這視而不見，在有人評論這部電影抽象時，我卻認為它十分寫實——一種看不見的真實。

一、我睇你唔到：

視而不見正是說明了保安員跟該空間的不協調，甚至多餘。我們當然可以為保安員為何在藝術館出現而找個理由：就是要看住啲藝術品嘛！但藝術家——特別是當代藝術創作者，是否真的想他們的藝術品與觀賞者之間，多了一個人作為一重觀賞的區隔？而保安員的本能反應，大概就是區隔！在周圍可能已貼滿極之荒謬的「不可觸摸」告示標記上，再多加一個會動又會發聲的「活動告示人」。可想而知，觀賞者一般會運用對待告示標記的態度來對待保安員，也就是索性當他不存在。

我不禁會問，為何常有保安員與我們同在，我們卻鮮有留意他們的時候？他們會被視作一件物件，多於一個你想要去跟他交往的人。正如耶穌將要上十字架前，曾經向門徒說：「常有窮人與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有我。」當時門徒正在議論一女子為甚麼浪費香膏為耶穌抹腳，若把香膏賣錢賙濟窮人不是更好嗎？然而耶穌看出他們的心意並不是那麼看重窮人，而只是看重香膏的價值而已。在習以為常的生活辭令與行為間，我們可能都已將不少人視作了「窮人」了。

二、你睇我唔到：

不止於此，更重要的是這種被視為無到的狀態，也內化到保安員身上。保安員固然不是警察，職責也不包括撲滅罪行，更遑論沒有師兄師姐想當英雄的，所以少做少錯，平平安安又放工，才是保安員的寫照。

有一次我遇到一名外藉男子跟一名中國籍女子向我查詢一些在我保安職權以外的事情。該名外籍男子一開始就著身邊的女子為他作翻譯，我當時也順理成章指手劃腳的給他們回應，表示愛莫能助。其實那一刻，我也真的有為他們想一點法子但不果。之後那名精通雙語的女子遂要找我的上司來替他解決問題，於是我也立即call台找主管來。

主管一到，我交待了事件後仍站著想聽聽主管如何回應投訴，藉此學習技巧。就在這時，在我八點鐘的方向有一人向我招手，原來是一兩小時前我替過她當更的師姐。我行到師姐面前，她第一句跟我說的話就是問我：「你做乜咁多事？」我心想事件我是第一個接觸，理應在場跟進到底哦。但師姐續說：「阿頭來了，你便讓阿頭處理就可以，不要多管閒事呵！」然後她拉我到另一邊著我繼續做巡邏工作便可。

事情最後的結局是主管也幫不了手，更準確地說，是主管也盡一切努力撒手不顧。阿頭們的想法是，先界定事情是否屬我們管理的範圍，若與我們無關的，一概婉拒便是。無論是站在八點鐘方向的師姐，還是具權威出現於三點鐘位置的主管阿頭，一概都是以不用管就不好去管的原則辦事，也正是這樣麻煩可免則免的態度，保安員都傾向在行行企企中，把自己視作能辨認和進行基本查證來往人事的人肉CCTV。而CCTV多是出現在能環顧四周的暗角位置，可隱則隱，絕不會為你多行一步。說來也是，在凡事以金錢來買賣勞動力的工作間，四、五十元一小時的薪水，要求保安員多加服務是否合理？這問題在我們現今社會中，居然成了一道（強人所）難題。

貧窮正解：

我常在師兄師姐間聽到一些為何當保安的原因。有因為退休後不想在家呆坐，有因為工作時間較有彈性可賺點外快，有因為做保安是為了賺快錢（且試想想甚麼人會視這樣的薪酬為快錢），也有因為早上要炒股便晚上當下更。雖然幾百萬身家守門口的師兄師姐還是佔少數，但以財富來衡量保安員，好像我們也說不上是十分底層和貧困似的。然而，究竟甚麼是貧窮？甚麼是底層？這讓我想起了美國開國元勛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的一番話。

他曾描述當年美國窮人的處境時，認為他（們）「心地純良，卻自慚形穢……他備感受到他人的冷落，恍如在黑暗中摸索。人類從未留意過他，他踟躕獨行，默默游蕩。在人群中、在教堂裏、在市場上……他默默無聞，跟躲在閣樓或洞穴裏沒有兩樣。他不會遭到反駁、懲戒或責備；他只是被視而不見……完全被人忽視，並且知道自己完全被人忽視。」[1]這些昔日的美國窮人縱辛勤勞動，卻不像法國大革命時的法國貧窮人那般活於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他們其實有幾分像今天大部份香港低下階層一樣，夜以繼日的勞動和缺少閑暇，讓他們自動放棄了對政府的積極參與，久而久之便變得對政治冷感，也對自身的存在感到空虛。職事之故，對貧窮的一種理解，不一定直接與匱乏掛勾，而是跟黑暗無光無望無人無我相關，其中也充滿了對一個非正義社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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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翰‧亞當斯, Discourses on Davila, Works, Boston, 1851, vol.VI. pp. 239-240。引文來自漢娜‧阿倫特著，陳周旺譯：《論革命》。譯林出版社。

http://dagwolf.tumblr.com/post/133234381075/these-days-we-have-to-encourage-each-other-to-do

【新紮師兄：術語】

「那些是CK來的，他們沒有戴工作證，所以循例也要問問他們。」同我一起守著出入口的師姐如是說。

同一番說話，她說了兩次。我的腦也在努力運算，想知道她口中所說這幾個CK是甚麼來歷。正當我預備開口的時候，師姐補充一句：「他們是駕車將嘉賓送來的。」那刻我明白了，原來是「司機」，而不是「CK」。

每個行業都有其述語或專有名詞，平常我們很少接觸。特別遇到英文的撮寫或單字名詞時，我都彷如處身元宵佳節前夕，狂猜燈謎。如此腦力運動為沉悶的專業注入了不少趣味。雖然司機是因口音有別而被說和聽成為「CK」，與行業術語無關，但亦因口音關係，語言遊戲難度亦相應提高。

【新紮師兄：接電話】

傍晚時分，玉置浩二來電，邀請我去他的演唱會，我沒有接聽，因我已應承了曲婉婷同Juno了。

【新紮師兄：愈專業愈苦悶】

是日當夜更，甫一接更，主管便問我會否多做幾天？我口說不知道，心裏想著要看看是否好做才決定。接著主管便與另一位師兄大談在我之前當替更的人。原來，短短十數天，我這個替更位已轉了好幾個人，大部份是因為有別的筍盤所以另謀高就；有一位年時已高的，因為應付不來，做了兩三天便不做了。

我好奇，問：「怎樣應付不來？」

一、被忽視的生活經驗：

主管說：「無記性，做不來。今天教完他怎樣做巡邏，明天又問；再教，再問。日日問，壓力大，不好意思，所以就不做了。」主管慨嘆地續說：「我看他大概有70歲了，應該是以前報細了幾歲方便找工作吧！說來，即使是65歲，若仍然要出來做保安，不可說不悲哀。現在政府提出將B牌年齡上限延至70歲，真是搵黎搞！到時哪裏會請伯伯做保安呢？現在大部份年長的保安，有不少是守舊式單幢樓的。你諗下，萬一有甚麼意外，例如暈低、巡樓時跌倒，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十分危險呢！」

當晚，我一直想著那位在我之前當更但素未謀面的伯伯，很想知道他要應付怎樣的夜班通宵工作。主管人品很好，我猜跟他休息時看佛堂講座有關。他寫得一手秀麗的字，指導我如何巡邏時也講解得清楚明白。之後，我也按著程序一一辦妥。其實這裏的工作不需太大體力勞動，呆坐守更亭、閒著胡思亂想的時間也不少；充其量未習慣巡樓時偶有轉來轉去不知轉到哪一層的感覺，未知伯伯遇到此情況，有否放慢一點腳步，站著定定神才繼續呢？又或是在各家各戶門外，有些貼上了符咒，有些掛滿了衣服，有些光管一閃一閃帶點陰森，又有些後梯間那濃濃抽菸的餘溫混和著垃圾的氣味，這些會否令到伯伯不安？

除了回到控制室報到之外，其餘的時間我都是一個人在途上，應付著重複、苦悶、孤獨、沒讚賞、沒滿足、疲倦、緊張、沒挑戰性的工作。我很想知道人生閱歷比我多許多的伯伯是如何看待這份工作，其他師兄師姐又是怎樣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他們每天每時的生活經驗究竟是怎樣？這份工作真的不易熬，一般每更長達12小時的勞動及非勞動，其身心體力和身邊發生的人事物都隱約反映出別樣工作的極限來；雖然了解同行師兄師姐的感受後未必令我做得好，但至少可以做得長一點吧。

誠然，這份工作真的不知從何談「做得好」，正如有人說要住得好，對一般人而言，實情不過是住得不要太差罷了。即使給你住上所謂的豪宅，由庸俗不堪的名稱，到毫不實用的間隔，反轉再反轉，仍不知從何說好，好在哪裏。難怪有人看到北歐的監獄景緻怡人和有相當的活動自由度，不禁會說「坐監好過住在香港的豪宅」。如此不斷地與更低的情況比較，不知不覺成為了這個城市的人判斷事物的態度。

二、保安是哪門子的專業？

我從網絡上留意到，有人不時會轉貼一些保安當更時呼呼大睡的照片，有一些好像是廣告，有一些是真實個案。但無論是真是假，留言區都會有一些義正辭嚴的保安員跳出來指罵，說這些貪睡的實Q不專業，然後怪責保安從業員被社會大眾輕看，就是因為這樣的害群之馬！

每當看到這樣以「專業」二字評論實Q的時候，我都感到奇奇怪怪的。而指責當更時睡著覺的保安員「累街坊」，更有點誇張，倒果為因。固然值勤時睡覺是不妥當的，但保安是一門專業，這話應從何說起呢？若果保安從一開始就不是一份具體面有尊嚴的工作（decent work），專業化對它來說究竟是一個過程、是一份要求，還是一種手段？

南非金山大學的Edward Webster教授與一名研究生Thabang Sefalafala前年做了一個關於保安員的工作研究。他們訪問了1 205名保安員，並向其中25名作深入的訪談，然後以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體面工作計劃」（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 Decent Work Program）的標準，與南非的私人保安業規管局（Private Security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PSIRA）強調保安業專業化作比較，以研究保安員作為底層工作與專業化之關係。

文章一方面說明了按著「體面工作計劃」的評估準則，保安員在受聘機會、工作穩定性、工資、工時、個人與家庭生活、平等就業機會、安全工作環境、社會保障和社會代表性都是問題多多；另方面則點出南非以「專業化」之命成立一個部門以規管保安業，特別是多達四十萬現職的保安員，其意圖並非要提昇保安員的工作待遇，而是要提防這麼大量的市民，因就業和生活問題極度苦悶而可能產生對社會的威脅。

雖然文章研究的地方是遙遠的南非，但出奇地，保安從業員的經驗、感覺與不斷受專業化辭令影響的情況，卻與本地的相似得很。香港這個城市擁有保安牌的人也多達二三十萬，我們也同樣以「專業」之名來量度苦悶的保安工作。這「專業」並非英美語境下說的敬業樂業與個人成長，而是透過行業內監控實作的價值管理工具。我有時甚至會想，保安員跟學生也有一點共鳴，測驗考試TSA這些沉悶的事情，根本犯不著要動用「奮發向上」這四字來包裝。一旦我們事事都要以誇大的用語來應付時，恰恰反映我們現時用以規管人生活的制度是極奇脆弱。

三、我們都是Deburau：

懷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說過一個關於苦悶（boredom）的故事。「從1840年伊始，苦悶像傳染病般蔓延。據說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家兼浪漫主義詩人阿爾方斯‧德‧拉馬丁便是論及此疾病的第一人。在小故事中有一名法國出色的神經科醫生，有一天遇到一位素未謀面的病者向他求診。這位病者抱怨他患了當時甚為普遍的疾病，因而感到生無可戀、深深的憂鬱和極度的苦悶。醫生經過詳細的診斷後，輕描淡寫地跟病者說：『你沒有甚麼大礙的！只要試著放鬆一下，找一點娛樂便會好，或者不防在晚上看看著名的詼諧演員Deburau，也許你的生活會不一樣哦！』那病者回覆：『醫生，我便是Deburau。』」

那專科醫生認不出諧星Deburau大概是因為他演出時都是把臉化到白白的，且身穿闊闊的大袍。故事有意思之處在於詼諧面龐底下，居然是眾生皆嚐的苦悶。這不純是戲內戲外，而是薄薄的搞笑或者是浮誇的華衣意圖包著厚實強烈的沒趣感受。現代社會物質生活愈是豐富的同時，苦悶也等量地增長。而實Q這份工，正是一項嚐透苦悶的專業，他們的人生反映著城市生活經驗的萎縮，其中種種社會的真相不斷被表面短暫的粉飾所壓抑。Deburau的故事好像要指出，重新關注苦悶的由來，是發掘社會改變進步的動力所在。正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獲得了正解。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1月1日） 

【新紮師兄：題也懶起】

一個沒剩下甚麼的軀體
坐著發呆到天明

當更雖是機械式運動
唯無須帶甚麼腦子
一句輕鬆易做就夠了

反正待在甚麼的房子空間時間內
也是一樣的homogeneous and empty

活得快活
活得不快
也是活吧
拒談層次
拒談意義

笑笑笑笑
笑笑笑笑
都是皮膚肌肉一抽一拉
運動之後
一切依舊

彌賽亞沒有來
彌賽亞何許人
是潮州浙江或汕頭
彌賽亞何許人

你說我是人
我說我是人
這人
那人
其實不一樣

人啊人
人啊人
你太年輕
你太脆弱

革命沒來
改變沒來
我也不曾等待

空空的肚子
填滿飽子就叫滿足
那是放飯
那是宵夜

不是沒幻想
而是不幻想
不是沒生活
而是不生活

意義價高
出賣過快

寫不下去
唯有入睡
一覺醒來
永劫循環

你說我悲
你說我哀
我沒有悲
我沒有哀
悲哀悲哀
嗚呼哀哉

【新紮師兄：整裝待發】

某天，被母親大人問候我生活怎樣，工作順利與否。一時間我不知如何回答。

說來，我離開了穩定的教會長工已有好幾年，像《英雄本色》的豪哥一樣，我想敬答母親大人，我已沒有做教會好耐了！之後一直在大專院校兼任教書先生，生活自由但不穩定，且是愈來愈不穩定。有說這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但實情與真相更多是自由與穩定的割裂，構成了一個有病的社會，久而久之我們連自由和穩定可以是孿生也不知從何說起，且愈描愈灰。

最後，我只回答母親大人：「生活尚可，不用掛心。」話鋒一轉，我開始問退休的保安員母親大人有關她之前的工作。我記得她當上了保安員那差不多十年八載期間，人是開朗了、自由了。Whatsapp通行後，她辰時卯時會給我發短訊。有一次半夜一打開，是歐陸風景。當時我問她是從哪裏轉貼過來的怡人名信片？她說：「這是布拉格，我人在捷克，剛用手機拍下這照片。」這一幕實在太震撼了吧！我聽過布拉格之春，讀過一點點哈維爾，也知道天鵝絨革命，但就是從未踏足過那片土地。母親大人那一下子超時空的連線，讓我知道她從艱苦與精神受壓的過去，以咬緊牙關的靱力如絲絨般令生活漸變得開懷自在。

之後我探問了她有關保安員的入職與工作性質，還補上一句：「我稍後也去考個牌，做保安員，往布拉格進發！」那刻，她微笑回應。

基本裝備：

要踏上向世界出發的列車，除了要有保安課程證書、保安牌和身份證外，還要有一套制服。萬萬估不到，第一件事考起我這位新紮師兄的事情，不是消防、不是安全問題，而是制服。

我的第一份保安工作，從申請見工到獲分派工作，前後相隔三天而已。大公司在簽約同時安排度身，按上圍、按腰圍及腳長，分發合身制服和工作證，完成合約後歸還，黑鞋黑袜自備。但家中沒有黑皮鞋的我，一下子被如何找到一雙黑皮鞋難到了。我從上保安證書課程那裏學會了，花四百五大元上堂拿證書和許可證，怎樣都要賺回付出了的四百五大元「陀地費」才是，不要虧本。故此，我也要限制制服和各裝備上的支出，減低未見官先來八十大板的影響。但究竟從哪裏可以買到既便宜且不花巧又輕便的黑皮鞋呢？我的答案是小店。

從商場林立的市區要找到小店不容易。做低價生意的都要循薄利多銷的經營模式，才能勉強生存下來。我在家附近，也到過深水埗找上了數小時，終於找到了輕便和便宜的鞋子。順道，我也從排檔買了一個小腰包，用來袋著錢包、手機和提神香口珠，還有筆和記事薄。最後，黑鞋連包包，三百大元有找。第一份工作完成時，我也賺回這筆基本的支出；額外賺到的是經驗，和往後一些炒散替更的工作機會。這很重要，因為意味著明天會有工開，有收入。

黑褲白衫：

制服於我毫不誘惑，只曾在煩瑣中偶爾帶來一點苦笑。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替更，由於不隸屬任何公司，所以算是自僱，制服也需要自己安排了。通常一名當長工的保安員，他從一間公司取得一套制服當更便是。對於散工保安來說，他可以同時在最多三間保安公司登記掛單，換言之他可獲分派到三套制服；如此，制服的搭配也就有四五款，黑色藍色褲配白色藍色恤衫的crossover，足以應付不同場地的需要。不過我沒有在任何公司掛單，所以我又要為黑褲白恤衫張羅。

炒散替更的流程更加爽快。許多時候是今天找你，明天便開工；也有開工前兩個鐘頭找人的。對於同樣地翻轉家居也找不到黑色長褲和白色恤衫的我，要在數小時內弄到制服，原來更加艱難。從成衣連鎖店找了一會，黑褲白恤衫要四至五百大元。以炒散替工一更十二小時五百多元來計，如此制服支出是極不合理的。有點兒像玩救生真人秀般趕急，這裏找了一遍，又裏又找一遍。找著，找著……又找到去深水埗了。走進一所服裝批發店，終於找到黑色西褲。由於店鋪不許試身，我大概地度了一下，便以六十大元成交。

回到家中，把許久沒穿過放在櫃底的白裇衫拿出來，一併試試。呀的一聲！那條新買的黑褲原來是slim fit的。腦海中翻印象，從沒遇過穿slim fit的實Q。我若是當鬼影也不多的通宵更尚可，但日光日白的替更，人來人往，那一襲的裝束真的有點與眾不同得過了頭。時間急迫得沒法子，唯有死死地氣以金錢去解決問題，遂又回到早前的連銷店。誰知，直腳褲原來沒黑色，黑色的長褲全都是slim fit的。我當下大叫「天呀！為何好興唔興興slim fit？窄窄的褲管有甚麼好？」氣結了好一陣子，想著自己與潮流相遇的瞬間，何竟充滿無奈，慨嘆時尚的單一，是沒有選擇的強迫。

好的，網上搜尋最後一著殺手鐧，仍是以平靚正為尺，找上了賣中學校服的專門店。心想白恤衫西褲若不是在商場西服店找，就最有可能在那裏找到了。腦子轉了這個彎自覺想到了妙計，但家人卻淡淡然地跟我說，夏季中學長褲都是淺灰色的，黑色未見過；即使勉強給我找上了深灰色的，其實都只會是冬季絨料。本以為豁了出去突破自己當個校服cosplay實Q，原來又是一廂情願的夢。

窮途非末路，在我呼天搶地的最後一剎那，家人伸出援手把我救活了。弟弟竟借我他上班穿的黑褲子，質料平實。適逢我近來的身量跟他之間出現了微妙的調節而變得差不多，褲子一穿上去甚是合身，最重要的是，那是一條直腳褲。

忙亂了大半天只為要量入為出四處找最基本的制服當更，既找著了，便歡歡喜喜的入睡，以迎接新的工作，繼續發掘這個行頭的生趣。睡夢中，我去了布拉格，穿著黑褲白恤衫，一雙黑皮鞋，腰間穿著黑色小布包，眺望著伏爾塔瓦河。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0月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