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1日

「新紮師兄:偏要談小販】



對不少打工仔及活在底層的市民而言,新春都是一個好日子。不光是因為有幾天假期可以休息鬆鬆,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種種既定的社會議程規範外,重新經驗別樣的日常。

一、更新氣象:
師兄師姐早於一至兩個月前便努力爭取,跟主管申請新春的假期及工作安排,務求能與家人團年、開年,又能與駐守樓宇的住戶恭賀新禧逗利是。那個紅封包,對精打細算的香港人來說,是一年一次的例外,樂意豪爽予他人。對平日只賺取微薄薪水的保安員、清潔工,那一兩天收到的一千幾百塊就是難得的花紅。今年,我也為大廈的師姐師兄和清潔姐姐加大了利是,衷心祝願她們幸福健康,工作順利。
打工仔們初四至初七啟市。回到工作間,老闆、同事們也會互相送上利是祝賀一番,喻意新年新開始。當天的工作,在繁忙中多了一點人情味,多了一點常欠的祝福。
除此以外,正月初一至初三,不少底層生活的市民,接著年宵花市的墟期市集熱,搖身一變當上小販,趁著幾天紅日賺一點快錢幫補生計。他們把一輛一輛搵食車推到路上,把已死的街道復活,有意無意地參與了重奪公共空間的政治抗爭行動。
然而,隨著旺角衝突事件被政府及建制派以暴動定性,配合警方後來既無知又荒謬的濫捕,並討論焦點受困於暴力與非暴力的形式之爭,與及跟月底新界東立法會補選將至混為一談,令到新年藉小販帶來的新氣象與政治想像,又一次被隱藏和壓下去,整個社會進入更封閉的狀態中。
這可不是偶然的,因為不單是旺角,還有政府建制不成比例地忽視的屯門良景黑幫暴力驅小販事件,都快速地取消了對小販的討論。不論是政府多重標準的判事執法,或民間的爭論,都將社會焦點從豐富的小販,轉到片面的暴力論述中。

二、為何是小販:
針對當下香港走向鬥爭的死胡同,其實小販幾近包羅了所有解放政治場域的元素。近年社會都十分關注「本土」,並以它來形容一切反抗運動以及時髦潮流,研判激進行動的合法性。但本土是甚麼?答案好像多從它不是甚麼來推演。我們都清楚自己不想成為怎樣,但究竟要怎樣,卻又苦無出路。也許在小販裏,我們可找到思考本土的新起點。
皆因小販是十分本土的,本土到可由一個區,幾條街來作界限;亦從一個區和幾條街中有機地生成。而且小販的本土從不排他,開放程度是近乎來者不拒。他們的叫賣方式是真人發聲,口耳相傳。市場行銷的達人們告知,大眾媒體賣廣告,只不過在傳達品味與想像上的情感;要數最有效的宣傳,莫過於口碑。
小時候幫襯小販,最愛吃的是炸南瓜、炸魷魚鬚。一個紙袋包著熱騰騰的食物,有鹹有甜,外脆內軟,口感十足。長大之後上日式料理店,才知道有種烹調叫天婦羅。不論是中式或日式,小販早就給它賦予了fusion的口味與效果。小販除了從空間上具本土性,在內容生產上也具本土創意。
更重要的是,這種本土創新與改良的特色食物,是從人來人往平等的勞苦大眾間,經年累月地發明出來的。可以說,它為知識累積提供了不亞於嚴謹學術討論的方法論。它本身就是一項長期的研究工作。反觀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將街道變成行人通道,再將民間生活經濟空間變成雪櫃商場,令一切便宜的共享淪為中上產階層的品味價值。這使得我們今天吃東西,是先食環境後吃食物;而取決食物的選擇及味道優劣的,則從誰能租下一個商舖來決定的。

三、(非)暴力抗爭:
新春在屯門良景市集因小販擺賣而發生的黑社會毆鬥事件,我認為其嚴重性與旺角黑夜事件不相伯仲。受託於領展的建華集團,用「管理員」來清理市集四周的小販。那些用暴力把人打到頭破血流的「管理員」,警察以私人地方無權執法為由而袖手旁觀。
師兄們看過「管理員」的勇武暴力片段,異口同聲認為他們是非一般保安員。因為任何情況下,保安員遇事第一時間是通知主管,而非自把自為單獨行動。再者,保安員多是錫身務求長做長有,所以會盡量迴避任何暴力行為。迫不得已時,頂多築起人鍵阻隔群眾,最盡的都是合力把人抬離現場。一般情況下,保安員寧可插水,也不會主動攻擊。道理很簡單:雞碎人工,東家唔打打西家;簡單易做一點的崗位,要搵實搵到。唯「管理員」若是受聘於特別任務,那就別論。這包括要求年輕高大好打得,儀容跟警察差不多等等。
當主張暴力沒底線,抗爭無分寸的政團,跟說話無需再負責任的政府,都視「暴力」為最具力量的方法把大眾吸進輿論旋渦的時候,我們其實又錯過了一次讓公眾討論小販的機會。為甚麼說旺角有「魚蛋革命」,到今天卻變成了只有革命沒魚蛋的討論?為甚麼良景市集黑幫打鬥是因小販而起,到頭來小販又再急急消失了於公眾視線範圍?我們的城市已不常有小販與市民一起,像在新春期間高興地重奪公共空間,分享著以庶民智慧而書寫的本土實踐。所以當政府官員說這不是小販問題而是暴力問題時,我想,我們更應盡己能力大講特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221日)

2016年2月18日

【教會不是陌路人:衙前圍村迫遷事件座談講義】


「教會不是陌路人」

余在思

零、問題進路:
﹣是否應關注衙前圍村逼遷?(A question of thinking
﹣為何不關注衙前圍村逼遷?(A question of doing

反省:
﹣並非否定思考的重要性,但會否我們以要求思考而成為不行動的藉口,更甚,要求思考其實正是一種不思考?
﹣信仰的踐行是一個行動中的思考>>生活中的思考。

一、何為生活?
﹣教會不是陌路人,那我們所謂的生活,是否也是在同一條路經過的生活?
﹣同一條路上,我們可會見到甚麼?
﹣視而不見,或是心盲?
﹣視而不見是一種冷漠,是關乎感觀,是關乎美學的問題。
﹣心盲是沒有反應,根本地看不到。罪人的狀態正是這樣。(死在罪惡過犯中的死透)

二、視而不見的再現:
﹣長期沒有這樣的學習>無知
﹣界線的外內>常見的雙重標準>關注吃食豬肉多於他人的死活(猶太人對鄰舍的理解與及耶穌以愛對鄰舍的新繹)
﹣階級的問題
﹣考慮自己優先

“I am going to tell you what my imagination tells me. It's possible these men were afraid…. And so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the priest and the Levite asked was, “If I stop to help this man, what will happen to me ?”… But then the Good Samaritans came by, and he reversed the question: “If I do not stop help this man, what will happen to him?” King went on, “ If I do not stop to help the sanitation workers, what will happen to them?” King then went to Memphis, and it was there he was assassinated. There are bandits on the road.

三、實踐:
﹣免於恐懼的自由
﹣仰望上帝的國而非仰望教會
﹣顧念半死的人

2016年2月10日

【無宗教性的基督教】講義大綱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的「無宗教性的基督徒」(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歷史時序:
1943三月:被捕及囚禁
1944七月:籌劃行刺希特拉。事敗,數百人被捕。
1945四月:被問吊,數日後戰爭結束。

政教背景:
﹣德國福音派教會大都傾向納粹
﹣教會服務於政權

1944/4/30:
"You would be surprised, and perhaps even worried by my theological thoughts and the conclusions that they lead to...What is bothering me incessantly is the question what Christianity really is, for us today"

無宗教性的基督徒:
﹣世界發展至一個不講宗教的世道
﹣教會也就沒有位置,但教會繼續說「宗教」,意指甚麼?
﹣若基督徒都沒宗教可言,那我們還能稱為基督徒嗎?(參以賽亞書一章)

潘霍華的神學:
﹣效法基督,作主門徒
  • 成為宗教性在潘霍華神學脈絡中是要取消的表現,一方面是當時並無宗教性的空間可言,二方面是宗教性被教會扭曲作為服務政治的工具。
  • 而效法基督,作主門徒,則是回歸基督,參考基督那不以建立宗教,而是踐行上帝國為己任。(參J. Moltmann 不要仰望教會,而應仰望上帝國)
﹣代禱與行公義
  • 代禱是關愛他人的行動,是愛鄰舍的行動。(參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Hans Monderman受Delft群眾集會的啟發,設計出新的道路安全計劃,令人與人能有眼神接觸)>>身體與情感的政治。
  • 行公義。不以公義為名詞來看待,而以動詞來表達。
﹣救贖與創造:
  • 基督的行動使人震驚,當時的人都說他與宗教領袖大不同。

2016年2月7日

【新紮師兄:霞姐】



做左師兄,自然也多了一雙師兄眼睛看世界,從此我的生活圈子也好像多了二三十萬個保安員似的。從住宅到商場,由學校到公園,梗有一個响左近。以前我與保安員都是擦身而過的,知道他們的工作很辛苦,賺到的金錢也不多。現在多了身體和情感的認同,明白那種有口難言,講出來別人也未必明白的鬱結。

一、非關淺嚐體驗:
關心我的朋友,碰面時幾乎都會好奇地一問:「為何你會去當保安員?」老實說,來到今天我也不太懂得怎樣說出一個完滿的答案來,甚至我對這個問題落在我身上愈來愈感到不自在。
我猜我們對保安工作都有一種想法,認為當保安員的大都是低學歷低技術的人;所以若讀過一點書,擁有一點學識的,都不會及不應當保安員,因為他仍有別的錢途可往。的而且確這是正常不過的社會事實,以保證社會整體的發展,資源分配合理。但我從報考保安證書那刻起至今,並沒有考慮到社會對我的期望,也十分懷疑學識是否找到好工作的有效保證。
我當保安並沒有甚麼神秘理由在背後。就是由於想找一份工,所以便報上了。有人或會追問,為何這麼多工作不做而偏偏揀做保安?這個我也不太懂得回答,因為從來就談不上對保安有著偏偏的鍾情。若真的要找個理由的話,大概是保安工作時間有彈性吧。另一邊廂,我一直沒有排除未來會找別樣的工作做這個可能。
如此這般不理三七二十一,有工便去做,應是不少參與低層工作工人的寫照。一份工不夠生活開銷,便做兩份,沒有甚麼大不了。有時間嗎,也用來頂多更,多一個小錢防身比任何事都真實。我們對著一位保安員或清潔工,少有去問他為何當這種工作。當看見一名清潔工落班不久又在樓面上班時,我們也未必會問為何你要這樣做。這一切問題就像其他與貧窮有關的問題一樣理所當然的注定,少有人問津跟進。當你知道我是老師,是傳道人,也當了師兄,你會好奇一問。這一問之所以令我不自在,因為其背後載滿了各種對應然和合理的理解,對人好奇與麻木的分辨。一旦當我穿上了制服,沒有人會再問我為何,事關我的生命也就落入了注定之中。我也就是這樣一頭栽進了這種生活中。

二、職業無分貴賤:
有人會說,職業無分貴賤,保安也是一份正當職業。這樣說一點也沒錯,因為它是一個正確的道德判斷,但卻缺乏了階級分析。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剛剛發表了一項調查,指出過去兩個月訪問了八大資助院校百多名保安員及清潔工,發現除了沒有將工作外判的中文大學,低層員工時薪最少有46.4元外,其餘七間大學均把同類工作外判,時薪介乎34.1元至41.7元。調查指出,理工大學校長的薪酬跟校內一名外判清潔工比較,居然有63.5倍之差距。[1]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始,便迎上了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各政府及公營的事業紛紛實行公司化,許多大型基建項目也以專營權模式交予私人機構承辦。資本累積確實豐厚了,但卻只集中於大財團企業身上。工人與僱主處於一種不公平的關係下,勞動者看不見光榮,外判和判上判處處,進一步令工人處境孤立無援。愈低層的工人,保障也愈少。

三、外判(不)了甚麼?
縱然環境愈見惡劣,低層工作的勞動者卻仍不時發光發熱,為社會帶來盼望,同時也反影出社會的荒謬來。在過去一個星期,香港浸會大學便爆出了外判管理學生宿舍的保安公司,先調職,後解僱了一名女保安員。事件中被解僱的女保安員霞姐,駐守宿舍數年,因為她與學生關係良好與及個人對工作的熱誠,連續三年獲學生投票選為最佳保安員。可以想像,在今時大學生活不再輕鬆,學業的壓力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回到舍堂推門一刻,能有保安抱以溫暖的問安關心你,多少也是一份生活的支持和鼓勵。
霞姐被調職、被解僱的消息很快便傳遍校園,浸會大學學生事務處亦先後因應學生的關注及要求,兩次向同學發出通告解釋事件。第一封信在周初22日發出,交代事件的發生時序間外,亦說校方已「安排保安公司高層與舍堂組同事一起檢視錄影片段,保安公司其後認為投訴屬實,因此作出人事調任安排。(校方)尊重保安公司的決定,並已督促保安公司必須維持服務質素。」事隔數天到25,校方再向同學發信,這次信中提及校方舍堂輔導長與學生再翻看錄像,「保安服務外判商經考後,基於霞姐事件存有疑點,在諮詢大學後決定報警,由警方作獨立調查。據(校方)了解,在警方調查期間,保安服務外判商會考慮對霞姐採取停職留薪方式處理。
比較兩封校方學生事務處的信件,校方由初時信納尊重外判保安公司解僱霞姐的決定,到後來保安公司認為錄像有疑點,才把事件交予警方調查,亦考慮對『霞姐』採取停職留薪方法處理,其中若沒有學生的努力,大學大概也就闊佬懶理,霞姐也急忙著找另一份工作而飄流到另一個外判工作間。
霞姐在事件交警方調查前,一直缺乏公開公正的對待,根本就連申辯以證清白的機會也沒有。這樣的處理,只見低層勞動者處於被忽視及被消失中苦苦掙扎。而做為保安員的我,在這些消滅中,多了一點消散後殘餘的記憶。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27日)


[1]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60203/5471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