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少打工仔及活在底層的市民而言，新春都是一個好日子。不光是因為有幾天假期可以休息鬆鬆，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種種既定的社會議程規範外，重新經驗別樣的日常。
一、更新氣象：
師兄師姐早於一至兩個月前便努力爭取，跟主管申請新春的假期及工作安排，務求能與家人團年、開年，又能與駐守樓宇的住戶恭賀新禧逗利是。那個紅封包，對精打細算的香港人來說，是一年一次的例外，樂意豪爽予他人。對平日只賺取微薄薪水的保安員、清潔工，那一兩天收到的一千幾百塊就是難得的花紅。今年，我也為大廈的師姐師兄和清潔姐姐加大了利是，衷心祝願她們幸福健康，工作順利。
打工仔們初四至初七啟市。回到工作間，老闆、同事們也會互相送上利是祝賀一番，喻意新年新開始。當天的工作，在繁忙中多了一點人情味，多了一點常欠的祝福。
除此以外，正月初一至初三，不少底層生活的市民，接著年宵花市的墟期市集熱，搖身一變當上小販，趁著幾天紅日賺一點快錢幫補生計。他們把一輛一輛搵食車推到路上，把已死的街道復活，有意無意地參與了重奪公共空間的政治抗爭行動。
然而，隨著旺角衝突事件被政府及建制派以暴動定性，配合警方後來既無知又荒謬的濫捕，並討論焦點受困於暴力與非暴力的形式之爭，與及跟月底新界東立法會補選將至混為一談，令到新年藉小販帶來的新氣象與政治想像，又一次被隱藏和壓下去，整個社會進入更封閉的狀態中。
這可不是偶然的，因為不單是旺角，還有政府建制不成比例地忽視的屯門良景黑幫暴力驅小販事件，都快速地取消了對小販的討論。不論是政府多重標準的判事執法，或民間的爭論，都將社會焦點從豐富的小販，轉到片面的暴力論述中。
二、為何是小販：
針對當下香港走向鬥爭的死胡同，其實小販幾近包羅了所有解放政治場域的元素。近年社會都十分關注「本土」，並以它來形容一切反抗運動以及時髦潮流，研判激進行動的合法性。但本土是甚麼？答案好像多從它不是甚麼來推演。我們都清楚自己不想成為怎樣，但究竟要怎樣，卻又苦無出路。也許在小販裏，我們可找到思考本土的新起點。
皆因小販是十分本土的，本土到可由一個區，幾條街來作界限；亦從一個區和幾條街中有機地生成。而且小販的本土從不排他，開放程度是近乎來者不拒。他們的叫賣方式是真人發聲，口耳相傳。市場行銷的達人們告知，大眾媒體賣廣告，只不過在傳達品味與想像上的情感；要數最有效的宣傳，莫過於口碑。
小時候幫襯小販，最愛吃的是炸南瓜、炸魷魚鬚。一個紙袋包著熱騰騰的食物，有鹹有甜，外脆內軟，口感十足。長大之後上日式料理店，才知道有種烹調叫天婦羅。不論是中式或日式，小販早就給它賦予了fusion的口味與效果。小販除了從空間上具本土性，在內容生產上也具本土創意。
更重要的是，這種本土創新與改良的特色食物，是從人來人往平等的勞苦大眾間，經年累月地發明出來的。可以說，它為知識累積提供了不亞於嚴謹學術討論的方法論。它本身就是一項長期的研究工作。反觀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將街道變成行人通道，再將民間生活經濟空間變成雪櫃商場，令一切便宜的共享淪為中上產階層的品味價值。這使得我們今天吃東西，是先食環境後吃食物；而取決食物的選擇及味道優劣的，則從誰能租下一個商舖來決定的。
三、（非）暴力抗爭：
新春在屯門良景市集因小販擺賣而發生的黑社會毆鬥事件，我認為其嚴重性與旺角黑夜事件不相伯仲。受託於領展的建華集團，用「管理員」來清理市集四周的小販。那些用暴力把人打到頭破血流的「管理員」，警察以私人地方無權執法為由而袖手旁觀。
師兄們看過「管理員」的勇武暴力片段，異口同聲認為他們是非一般保安員。因為任何情況下，保安員遇事第一時間是通知主管，而非自把自為單獨行動。再者，保安員多是錫身務求長做長有，所以會盡量迴避任何暴力行為。迫不得已時，頂多築起人鍵阻隔群眾，最盡的都是合力把人抬離現場。一般情況下，保安員寧可插水，也不會主動攻擊。道理很簡單：雞碎人工，東家唔打打西家；簡單易做一點的崗位，要搵實搵到。唯「管理員」若是受聘於特別任務，那就別論。這包括要求年輕高大好打得，儀容跟警察差不多等等。
當主張暴力沒底線，抗爭無分寸的政團，跟說話無需再負責任的政府，都視「暴力」為最具力量的方法把大眾吸進輿論旋渦的時候，我們其實又錯過了一次讓公眾討論小販的機會。為甚麼說旺角有「魚蛋革命」，到今天卻變成了只有革命沒魚蛋的討論？為甚麼良景市集黑幫打鬥是因小販而起，到頭來小販又再急急消失了於公眾視線範圍？我們的城市已不常有小販與市民一起，像在新春期間高興地重奪公共空間，分享著以庶民智慧而書寫的本土實踐。所以當政府官員說這不是小販問題而是暴力問題時，我想，我們更應盡己能力大講特講。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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