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左師兄，自然也多了一雙師兄眼睛看世界，從此我的生活圈子也好像多了二三十萬個保安員似的。從住宅到商場，由學校到公園，梗有一個响左近。以前我與保安員都是擦身而過的，知道他們的工作很辛苦，賺到的金錢也不多。現在多了身體和情感的認同，明白那種有口難言，講出來別人也未必明白的鬱結。
一、非關淺嚐體驗：
關心我的朋友，碰面時幾乎都會好奇地一問：「為何你會去當保安員？」老實說，來到今天我也不太懂得怎樣說出一個完滿的答案來，甚至我對這個問題落在我身上愈來愈感到不自在。
我猜我們對保安工作都有一種想法，認為當保安員的大都是低學歷低技術的人；所以若讀過一點書，擁有一點學識的，都不會及不應當保安員，因為他仍有別的錢途可往。的而且確這是正常不過的社會事實，以保證社會整體的發展，資源分配合理。但我從報考保安證書那刻起至今，並沒有考慮到社會對我的期望，也十分懷疑學識是否找到好工作的有效保證。
我當保安並沒有甚麼神秘理由在背後。就是由於想找一份工，所以便報上了。有人或會追問，為何這麼多工作不做而偏偏揀做保安？這個我也不太懂得回答，因為從來就談不上對保安有著偏偏的鍾情。若真的要找個理由的話，大概是保安工作時間有彈性吧。另一邊廂，我一直沒有排除未來會找別樣的工作做這個可能。
如此這般不理三七二十一，有工便去做，應是不少參與低層工作工人的寫照。一份工不夠生活開銷，便做兩份，沒有甚麼大不了。有時間嗎，也用來頂多更，多一個小錢防身比任何事都真實。我們對著一位保安員或清潔工，少有去問他為何當這種工作。當看見一名清潔工落班不久又在樓面上班時，我們也未必會問為何你要這樣做。這一切問題就像其他與貧窮有關的問題一樣理所當然的注定，少有人問津跟進。當你知道我是老師，是傳道人，也當了師兄，你會好奇一問。這一問之所以令我不自在，因為其背後載滿了各種對應然和合理的理解，對人好奇與麻木的分辨。一旦當我穿上了制服，沒有人會再問我為何，事關我的生命也就落入了注定之中。我也就是這樣一頭栽進了這種生活中。
二、職業無分貴賤：
有人會說，職業無分貴賤，保安也是一份正當職業。這樣說一點也沒錯，因為它是一個正確的道德判斷，但卻缺乏了階級分析。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剛剛發表了一項調查，指出過去兩個月共訪問了八大資助院校百多名保安員及清潔工，發現除了沒有將工作外判的中文大學，低層員工時薪最少有46.4元外，其餘七間大學均把同類工作外判，時薪介乎34.1元至41.7元。該調查亦指出，理工大學校長的薪酬跟校內一名外判清潔工比較，居然有63.5倍之差距。[1]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始，便迎上了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各政府及公營的事業紛紛實行公司化，許多大型基建項目也以專營權模式交予私人機構承辦。資本累積確實豐厚了，但卻只集中於大財團企業身上。工人與僱主處於一種不公平的關係下，勞動者看不見光榮，外判和判上判處處，進一步令工人處境孤立無援。愈低層的工人，保障也愈少。
三、外判（不）了甚麼？
縱然環境愈見惡劣，低層工作的勞動者卻仍不時發光發熱，為社會帶來盼望，同時也反影出社會的荒謬來。在過去一個星期，香港浸會大學便爆出了外判管理學生宿舍的保安公司，先調職，後解僱了一名女保安員。事件中被解僱的女保安員霞姐，駐守宿舍數年，因為她與學生關係良好與及個人對工作的熱誠，連續三年獲學生投票選為最佳保安員。可以想像，在今時大學生活不再輕鬆，學業的壓力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回到舍堂推門一刻，能有保安抱以溫暖的問安關心你，多少也是一份生活的支持和鼓勵。
霞姐被調職、被解僱的消息很快便傳遍校園，浸會大學學生事務處亦先後因應學生的關注及要求，兩次向同學發出通告解釋事件。第一封信在周初2月2日發出，交代事件的發生時序間外，亦說校方已「安排保安公司高層與舍堂組同事一起檢視錄影片段，保安公司其後認為投訴屬實，因此作出人事調任安排。（校方）尊重保安公司的決定，並已督促保安公司必須維持服務質素。」事隔數天到2月5日，校方再向同學發信，這次信中提及校方舍堂輔導長與學生再翻看錄像，「保安服務外判商經考慮後，基於『霞姐』事件存有疑點，在諮詢大學後決定報警，由警方作獨立調查。據（校方）了解，在警方調查期間，保安服務外判商會考慮對『霞姐』採取停職留薪方式處理。」
比較兩封校方學生事務處的信件，校方由初時信納尊重外判保安公司解僱霞姐的決定，到後來保安公司認為錄像有疑點，才把事件交予警方調查，亦考慮對『霞姐』採取停職留薪方法處理，其中若沒有學生的努力，大學大概也就闊佬懶理，霞姐也急忙著找另一份工作而飄流到另一個外判工作間。
霞姐在事件交警方調查前，一直缺乏公開公正的對待，根本就連申辯以證清白的機會也沒有。這樣的處理，只見低層勞動者處於被忽視及被消失中苦苦掙扎。而做為保安員的我，在這些消滅中，多了一點消散後殘餘的記憶。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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