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包包是我先生要我常戴著的，裏面裝了我所有的東西。去到哪裏我也不除下的。」華姐笑著臉地說。
由於工作關係，所以早前我隨一班朋友探訪清潔工友。那是位於大坑的一所公廁，由食環署外判清潔公司管理。受訪清潔工叫華姐，剛由做了多年的鵝頸橋公廁調來這裏的。
華姐個子胖胖的，說話坦誠直率，笑容可恭。與華姐閒聊片刻，除了她曾參與追討無良僱主遣散費的工運辛酸史外，從她口中聽得最多的，就是她那已仙遊的老伴。每談一事，你都總會覺得他們仍在一同生活，一同帶笑地熬著勞苦的日子。
一、明搶：
常說基層工友好辛酸、受剝削，這是不爭的事實。僱主跟打工仔談公平，大家要平起平坐，這本身就不公平。兩者資本財富的差異，何止差在起跑線上，在大企業大公司裏簡直是無盡的主奴階級之別。當下社會談退休保障其中關於是否取消強積金對沖問題，已清楚不過地說明那剝削如何在制度中獲得「合理」的說法。
簡言之，強積金對沖就是僱主可以將其供款部份轉作解僱僱員的遺散費，變相在僱員應得的棺材本中割出一半作遺散用。同一嚿錢，在僱主手上可改變名義，然後在解僱員工時俾少一筆，此舉應正名為打劫，而非金融行話的對沖。然而資方代表常祭出若取消對沖，中小企商戶在經濟低迷不景氣下，勢必頂唔順。這說法誇得觸碰到謊言界線。
至少看清問題時，我們應要將大中小企好好地分辨一下，不要將但凡僱主都看成為跟首富一樣的大財團。若不好好認清僱主中的分層高低，公平是無從談起的，最後亦只會是小商戶不斷被大企業大公司抽水，借弱者之名繼續合理其不道德的無良經營手段。
其實多少能貼近打工仔的小商戶，他們與僱員都有著互相關照的具體生活關係，在僱用與受僱之間，充營著感情。舉例在領展建華貴租霸道管理下，小商販會說，若不是已經營多年，否則來到今天，打工其實好過做老闆。由於被迫結業在即，他們也不會再另找舖位再做了。這些結業的無奈，問題根本不在員工身上，也不在有沒有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上。這是大食細的問題，是愈冷血招搖撞騙愈惡便愈得逞的問題，這是墮落的問題。而強積金對沖安排，恰好要將香港推向做生意就大晒，並應有數之不盡的特權才啱數的境地。但如此單一狹隘的營商思維，在關注可持續發展下愈來愈多講責任倫理的今天，顯得十分過時老土。說到底，在香港當下的情境中，取消強積金對沖除了是要還僱員合理的酬勞和應得之份額外，亦是為要打破盲目崇尚商人至上的社會意識。
二、戴上：
我就是在這樣充斥著勞工權益不公義的背景認知下見到華姐的。有趣的是，在受剝削要爭回公理的一面以外，吸引我注意的，首先卻是繫在華姐腰間的包包。可能是當保安的我，在工作時也會戴一個腰包的關係，我好奇華姐的腰包內究竟裝了甚麼。我的開工包包，裏面裝有電筒、筆、簿仔、手提電話、錢包。但華姐的包包比我的大，她說裏面有她所有的旅遊證件和隨身物品。之所以有這麼厚重甚至會造成對工作有點負擔的包包，全是他老伴的建議。
依華姐憶述，老伴待她像女多過老婆。事事再三囑咐要這樣要那樣，以確保萬無一失。有甚麼事發生，隨時便可動身。雖然我想不到會有甚麼事發生而需要將所有證件都常帶在身，但這其實不重要。大概任何一段關係多少都會為我們附加了一點東西，差別可能是有形或無形。姑勿論如何，既已背上了，就成為我們的一部份。
華姐遂由包包，說到她手上的指環，再說到他與老伴走過的灣仔日子。原來華姐與丈夫曾經幫其父母打理食店生意，後來家人退下，他們四處籌期仍未夠數，最終未能頂手繼續經營該店舖。輾轉，他們又當上小販賣雪糕飲品，就是那些大清早向牛奶公司提貨，白色車身，撐著七彩大雨傘的那種小販車。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好一段日子。後來，華姐幫手一些清潔工作賺錢幫補家計，工頭看到她能幹肯做，便邀請她加入清潔公廁的大隊。她因此就當上了灣仔鵝頸橋公廁的清潔工，一做就十多年。由店舖到小販再到公廁清潔工，面前的華姐可說是一名灣仔通，你或許也曾到過她管理的公廁。
是甚麼令一個人能做上公廁清潔工十數年仍然樂天開朗？清潔工其實也是無薪地兼任公廁的保安管理員，她的存在多少確保了廁所的安全，打埋算盤都算是同行。然而孤單一人密密做，由早上六點許便開工，做到下午五時半關門後執搭手尾，這些無聲的勞動服務，在來去怱怱的片刻不曾為人駐足留意。可以肯定是，華姐工作內外是那十數年的包包真情伴著她渡過每一天。若說工作中充滿剝削，其中之一不正就是削走了我們看到華姐這樣一個有經驗、有故事、有歷史的人的機會？
三、從前：
在我面前是一個偉大的人。而一個人之偉大與否，並非因她是一名參與基層勞動的清潔工就自然變得偉大；反之，偉大亦不會因為你不是或未成為一名清潔工而自然而有。從瑣碎細微到偉大地去了解一件事、一個人、乃至一個集體的大我，才不會見林不見樹，或忽略、無視、否定人的複雜性。這樣才更能讓我們誠實地接受現實，為自己、為別人留一條通往更新之道路。或許浪漫、理想、現實三者之間，在此才可找到個兼容之時空。
怱怱走訪過後，華姐回到廁所的一個小間隔，用自己的電飯煲，弄了自己的一個速食麵做午餐。在一條小馬路對面那日式料理店，擺出是日推介，接近一千大元的精品晚餐，相映成趣地讓我們定性這是的一個中上產消費的小區。但這種定義是排他的——透過排除華姐、掃街的工友、倒樓的工友等基層生活勞動者在社區中的位置而成就的。但現實是，他們都不是蛀米大蟲，甚至是必要但無情地定義我們身份階級的人，他們都不是可以輕易切割取消的。既有眾多選擇的食肆，亦有因時間有限而不能離開這個社區外出用膳的工友，能否想像一下，當區的食肆集體認頭廉價地為在地基層勞動者提供午膳，為冷漠求自保的城市添一份應有的暖？
別了大坑，步出大街乘車回家。五六月份，春夏之交，風兩無常，好好守著一份有血有肉的記憶與難忘的物事，說不定是走過多少年頭後仍能堅持下去的靱力關鍵。這個地方，一路走來，一只白蠟，亦如從前。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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