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7日

【新紮師兄:包包情真】




「這個包包是我先生要我常戴著的,裏面裝了我所有的東西。去到哪裏我也不除下的。」華姐笑著臉地說。

由於工作關係,所以早前我隨一班朋友探訪清潔工友。那是位於大坑的一所公廁,由食環署外判清潔公司管理。受訪清潔工叫華姐,剛由做了多年的鵝頸橋公廁調來這裏的。
華姐個子胖胖的,說話坦誠直率,笑容可恭。與華姐閒聊片刻,除了她曾參與追討無良僱主遣散費的工運辛酸史外,從她口中聽得最多的,就是她那已仙遊的老伴。每談一事,你都總會覺得他們仍在一同生活,一同帶笑地熬著勞苦的日子。

一、明搶:
常說基層工友好辛酸、受剝削,這是不爭的事實。僱主跟打工仔談公平,大家要平起平坐,這本身就不公平。兩者資本財富的差異,何止差在起跑線上,在大企業大公司裏簡直是無盡的主奴階級之別。當下社會談退休保障其中關於是否取消強積金對沖問題,已清楚不過地說明那剝削如何在制度中獲得「合理」的說法。
簡言之,強積金對沖就是僱主可以將其供款部份轉作解僱僱員的遺散費,變相在僱員應得的棺材本中割出一半作遺散用。同一嚿錢,在僱主手上可改變名義,然後在解僱員工時俾少一筆,此舉應正名為打劫,而非金融行話的對沖。然而資方代表常祭出若取消對沖,中小企商戶在經濟低迷不景氣下,勢必頂唔順。這說法誇得觸碰到謊言界線。
至少看清問題時,我們應要將大中小企好好地分辨一下,不要將但凡僱主都看成為跟首富一樣的大財團。若不好好認清僱主中的分層高低,公平是無從談起的,最後亦只會是小商戶不斷被大企業大公司抽水,借弱者之名繼續合理其不道德的無良經營手段。
其實多少能貼近打工仔的小商戶,他們與僱員都有著互相關照的具體生活關係,在僱用與受僱之間,充營著感情。舉例在領展建華貴租霸道管理下,小商販會說,若不是已經營多年,否則來到今天,打工其實好過做老闆。由於被迫結業在即,他們也不會再另找舖位再做了。這些結業的無奈,問題根本不在員工身上,也不在有沒有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上。這是大食細的問題,是愈冷血招搖撞騙愈惡便愈得逞的問題,這是墮落的問題。而強積金對沖安排,恰好要將香港推向做生意就大晒,並應有數之不盡的特權才啱數的境地。但如此單一狹隘的營商思維,在關注可持續發展下愈來愈多講責任倫理的今天,顯得十分過時老土。說到底,在香港當下的情境中,取消強積金對沖除了是要還僱員合理的酬勞和應得之份額外,亦是為要打破盲目崇尚商人至上的社會意識。

二、戴上:
我就是在這樣充斥著勞工權益不公義的背景認知下見到華姐的。有趣的是,在受剝削要爭回公理的一面以外,吸引我注意的,首先卻是繫在華姐腰間的包包。可能是當保安的我,在工作時也會戴一個腰包的關係,我好奇華姐的腰包內究竟裝了甚麼。我的開工包包,裏面裝有電筒、筆、簿仔、手提電話、錢包。但華姐的包包比我的大,她說裏面有她所有的旅遊證件和隨身物品。之所以有這麼厚重甚至會造成對工作有點負擔的包包,全是他老伴的建議。
依華姐憶述,老伴待她像女多過老婆。事事再三囑咐要這樣要那樣,以確保萬無一失。有甚麼事發生,隨時便可動身。雖然我想不到會有甚麼事發生而需要將所有證件都常帶在身,但這其實不重要。大概任何一段關係多少都會為我們附加了一點東西,差別可能是有形或無形。姑勿論如何,既已背上了,就成為我們的一部份。
華姐遂由包包,說到她手上的指環,再說到他與老伴走過的灣仔日子。原來華姐與丈夫曾經幫其父母打理食店生意,後來家人退下,他們四處籌期仍未夠數,最終未能頂手繼續經營該店舖。輾轉,他們又當上小販賣雪糕飲品,就是那些大清早向牛奶公司提貨,白色車身,撐著七彩大雨傘的那種小販車。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好一段日子。後來,華姐幫手一些清潔工作賺錢幫補家計,工頭看到她能幹肯做,便邀請她加入清潔公廁的大隊。她因此就當上了灣仔鵝頸橋公廁的清潔工,一做就十多年。由店舖到小販再到公廁清潔工,面前的華姐可說是一名灣仔通,你或許也曾到過她管理的公廁。
是甚麼令一個人能做上公廁清潔工十數年仍然樂天開朗?清潔工其實也是無薪地兼任公廁的保安管理員,她的存在多少確保了廁所的安全,打埋算盤都算是同行。然而孤單一人密密做,由早上六點許便開工,做到下午五時半關門後執搭手尾,這些無聲的勞動服務,在來去怱怱的片刻不曾為人駐足留意。可以肯定是,華姐工作內外是那十數年的包包真情伴著她渡過每一天。若說工作中充滿剝削,其中之一不正就是削走了我們看到華姐這樣一個有經驗、有故事、有歷史的人的機會?

三、從前:
在我面前是一個偉大的人。而一個人之偉大與否,並非因她是一名參與基層勞動的清潔工就自然變得偉大;反之,偉大亦不會因為你不是或未成為一名清潔工而自然而有。從瑣碎細微到偉大地去了解一件事、一個人、乃至一個集體的大我,才不會見林不見樹,或忽略、無視、否定人的複雜性。這樣才更能讓我們誠實地接受現實,為自己、為別人留一條通往更新之道路。或許浪漫、理想、現實三者之間,在此才可找到個兼容之時空。
怱怱走訪過後,華姐回到廁所的一個小間隔,用自己的電飯煲,弄了自己的一個速食麵做午餐。在一條小馬路對面那日式料理店,擺出是日推介,接近一千大元的精品晚餐,相映成趣地讓我們定性這是的一個中上產消費的小區。但這種定義是排他的——透過排除華姐、掃街的工友、倒樓的工友等基層生活勞動者在社區中的位置而成就的。但現實是,他們都不是蛀米大蟲,甚至是必要但無情地定義我們身份階級的人,他們都不是可以輕易切割取消的。既有眾多選擇的食肆,亦有因時間有限而不能離開這個社區外出用膳的工友,能否想像一下,當區的食肆集體認頭廉價地為在地基層勞動者提供午膳,為冷漠求自保的城市添一份應有的暖?
別了大坑,步出大街乘車回家。五六月份,春夏之交,風兩無常,好好守著一份有血有肉的記憶與難忘的物事,說不定是走過多少年頭後仍能堅持下去的靱力關鍵。這個地方,一路走來,一只白蠟,亦如從前。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5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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