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最後一天嗎？」
嘉圖紙業製品廠林少青師傅答：「是。」接著指著切紙機說：「最後把它拆件便完結。」
一、萬能老倌：
據說是因為林師傅的健康和生意問題，才把經營多年的紙品廠結束。對於客人而言，這肯定是一種損失，因為像林師傅一樣的老行尊，根本就是紙品的活字典。客人要甚麼，只要一開口，幾乎都能找到、辦妥。就好像舊式糧油雜貨舖，客人買東西很少自己動手，因為店內貨品的擺放秩序全依老闆的理性就手而為，客人往往只消朝向舖面走著，在與老闆取得眼神接觸的距離時喊出所要購買的東西便是。錢銀交收只是一瞬間，別的時間都是工藝技術演練：如何用秤稱量東西、如何把升斗的油從鐵筒內盛進玻璃瓶、如何將紙裁好疊好等。就是這樣，做著也寒喧起來，閒話家常，人情洋溢。
林師傅見面時開口便說：「要甚麼？只管說。」那種從經驗累積起來的知識與技術，獨到，無出其右。我很好奇，這樣伴隨著香港走過工業繁榮半世紀的行業，若我們失去了它，將是一回怎樣的事？
二、雙重出賣：
上世紀末香港工業北移，一下子像乾旱來臨，令大量勞動基層由一身好武功，變成一無是處。那時社會剛向知識型金融地產方向轉，憧憬未來一片光明。然而這樣的光明前景，必須借助階級分野來開創的。那在新時代中頓成無用之人的，經由大量新創工種，如保安、外判清潔工、速遞員、家務助理等，繼續付出血汗。本來這類工種只要老老實實，還可以辛勞得糊口，生活自在滿足。奈何社會在一片金融地產投資潮流中打滾了好幾個十年後，丁方小單位也被強稱豪宅時，基層不再是社會之基石，遂淪為被棄與被懲罰的一大群。一百幾十萬的底層勞動者，上不了公屋的便愈住愈細，整家屈身於劏房；像嘉圖林師傅的一人小生意，也有不少面對租金颷升壓力，被迫提早關門大吉。
工業轉型令人失去了技術，居住環境進一步萎縮壓下來，雙重的窘迫下乏人問津：他們下一天會如何？一個社會若只有我的明天，而別人的（沒有）明天就用學歷不足、知識不足、性格缺憾、精神扭曲來合理它，這樣的城市，失去了良心，換上了殘忍。
我們不能說，他／她有問題，所以便被社會遺棄。若他／她真有我們口中所說的問題，那我們這些能判斷問題的人，不就應想方設法去替他／她解決問題嗎？我們為何會一邊說他／她有問題的同時，又會說問題大到我不能解決，所以自己管不來？那我們是否本身也有「不足」和「缺憾」的問題？若我們本身都有問題，何以我們的問題要比他們的問題優越，要先獲得社會資源解決處理？如此問下去，大概我們會問出一個答案來：我們就是他們有問題的一個原因。我們沒有盡力去改變他們的處境，令問題得到解決，任由泡製出來的問題決定他人的人生而撒手不顧。
三、還有取捨？
早前探望一名駐守墳場的保安師兄，跟他巡了山，走過一轉靈灰塔，看過他駐守的更亭。那八小時的更次適合住在附近的他。工時相對短，工資雖也少，但其餘的時間讓他可以在工作以外有其他的生活。他原想轉換工作環境，希望試試商場寫字樓的保安工作，或者也能多賺比最低工資多一點點的薪水。但在他見工的時候才發現，保安公司在招聘廣告上所寫的八小時工作，原來沒有提及經常會加班的三小時，亦沒有包括放飯的時間。如此加起來，跟十二碼（十二小時）的更次其實沒分別。
我問師兄是否往某大保安公司見工，他點頭，好奇我為何知道。我當時說是盲猜，但實情是，商場保安來來去去也是由那兩三間公司包辦。而這一間，又出了名刻薄無情。這一切的所知，全因我也有報過那公司的工作，受僱於那公司。接工作期間聽到不少真實的個案，有拖欠薪金，有小圈子一堆堆；若不朋不黨，很難有好位看守。也正因為此，我有好幾個月沒有接這公司的工作。反正兼職的保員安，可以同時登記三間公司。東家唔打打西家！
近日，我收到那間公司給我的信，要跟我終止僱傭合約。信中沒有提及任何理由，大概是電腦系統程式化地做年結，發現我這人沒有甚麼貢獻，所以把我這兼職撤去，要求我退還制服吧。不過，這一終止合約信件，證明了我的身份價值，在那公司不過是微不足道，隨時可棄。
有同行探訪墳場師兄的朋友說，加班這回事，一日十二小時的工作這種模式，對許多寫字樓文職打工仔可能是尋常事。然而文職打工仔多不會反枱，別個臉辭職不幹。相對地，保安底層工人企得較硬正。一時間我不太懂得如何比較兩者，但肯定的是，兩者都在感覺上不自由，選擇也少，有種動彈不得的難處。
（本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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