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舊照片

香港珍貴舊照片

八十年代

行山路上，郊野地帶，遇到操普通話的登山友，播著張國榮的愛慕。那是美好擬似自由的八十年代。然而時光停不停留，或是past of the future，或是future of the past。

【新城市個唱】

途經沙田火車站，有一少年在自彈自唱，慢版Beyond的《喜歡你》。往結他盒裏看，數百元的打賞。

友人說，近年許多這樣的少年，赤足便遊世界，提著結他便唱。

是的，年輕多好，青春無敵。試試又何妨？畢竟這個社會容不下尋求理想和興趣，硬要活在諸多規範中，他們也不會開心快樂。他們如是做即使有不好，但這樣的生活對社會無害。現實生活太殘忍，血淋淋。

輪到哥哥的《風繼續吹》，呀！忘了歌詞。不怕，快快按按手機，再來一次吧。

倒置四四六六

昨夜風雷雨電，閃出了昔日的大是大非。

對，那年頂著八號波，黑傘滿城的日子，四處都是同一口徑，說著大是大非、黑白分明。

哲人或會說，任何不證自明的東西都是疑點重重。但可猜之處，黑白還是鮮明，任更多的詭辯流竄，也只不過是在那號稱無遠弗屆的網絡上蠱惑自High，以為身後同伴千千萬萬；誰知，在那脫不下虛擬的鍵盤上，還只是虛擬：無志、無勇、無聊、無知。

在四四六六、五三五四意欲駕劫六四的今天，清心的人會跟你說有一些東西是要極力保護的，那叫做良知與憐憫。當你把頭栽在混沌的現實中，你所看到所想到的，不多也不少，只有混沌。人性在混混的效力下是生不了根的，那裏只有利欲薰心。

以模糊的地界作線所界分的，是拳頭之力而非功夫，那是江湖，而非武林。江湖充斥著小混混，武林中始見仁義禮節。

我們有許許多多的身外物或會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但問身外物去了以後自己還剩下甚麼時，這種拷問式的鍛練，才讓你面對自己。原來，自己甚麼也不是。若連是非黑白、良知憐愛也是可以像商品那樣輕地輕輕帶過，我們的世界就連善也沒有了。

堅持著記住，為的是曾有那張被殺然後倒下的臉。那臉龐有學生、有工人、有市民、有老、有嫩......。我甚至想對那些說自己今天已有別樣想法的人說，若他們相信有軍人給打死了，就讓那被打死的人也算進臉龐內，以照出殺人政權如何將一代人的生命扔進戰爭般的強暴裏吧！

敵我的確是政治的關鍵。但胡亂指點敵人而淪落到周圍無朋友，這未免也太可笑，也太可怕了。印象中，分享這種思想的小群叫做邪教。

無知

同檯吃飯，小孩子狼吞虎咽，大人無米下嚥。拿著剩食照鏡之際，小孩還紛紛喊「我要！」、「我又要」。大人也來反喊「向弱者抽刃呀」、「從乞兒兜搶飯」、「可恥呀」那時，小孩的回應簡單直接：「你講乜呀？」

無知，原來有可愛與討厭之分。

結婚好煩

小小女孩問媽媽：「你結婚之後住哪裏？」
媽媽：「自己找地方住囉。」
小小女孩瞪著雙眼大惑。
媽媽說：「你不要想結婚後跟我們住哦！」

小小女孩隔一會說：「D男仔好煩哦，我都係唔鍾意男仔了。」
不一會再說：「結婚好煩，不結了。」
再一會再說：「你都好煩呀。」
聽後，媽媽便說：「我好煩？明白。」

隔了不到三秒，小小女孩：「其實你都唔係好煩啫！」

【一直沒有跟老爸說】

 










 

送給碼頭罷工工人及他們家屬的故事

【一直沒有跟老爸說】

那天下午，我剛從工地視察工程完畢，坐在判頭的私家車上往辦公室去。天氣盛熱，街上幾乎不能讓人多留一刻。

車內的冷氣被調至最強勁，將裏外分成兩個世界。

車駛至十字路口，停住。前面有工人在鋪瀝青路。瀝青的溫度為本來找狂的熱氣添柴，令眼前出現了一道海市蜃樓。

工人的身影，怎也看不清，因他像從太陽中走過來似的。

車廂內傳出一聲喊叫，隨之而來是連連的響咹聲，示意要工人讓路，不要阻車前行。

工人連忙把剛下的瀝青掃平，讓出一條僅能供一輛車子駛過的通道。車子慢慢的通過，活在太陽中的工人始現面龐。

那時我見到陌生的你。
  
註：圖片來自www.chinese. wjs.com

南周事件：選擇自由，還是選擇同謀？

南周新年獻辭被改，微博戶口「被強姦」，編輯記者發起罷工，中港台網民民眾齊聲援，著實為新領導下的新世紀，點燃起進入寒冬前的烈火。

監察媒體網絡在中國一直存在，國家維穩力度有增無減，南周的敢言作風，在一個個倒下、被關的媒體白色恐怖中格外顯得例外、可貴。但這種例外不是常 態，是次《中國夢、憲政夢》說得入肉，把數千年的文化引導上務必落實憲政改革的大道去。甚麼是常態、甚麼是例外，一下子重新展現人前。被禁聲的民眾，也在 這真實的時刻，倒過來為其發聲者代言。這代言清晰不過，就是要求言論自由和憲政改革。

零三年伊始，中、港、台或許在大陸躋身全球經濟舞台過程中賺了大錢。但發展的同時，媒體的命運也接連受到重創。台灣的媒體巨獸令到身在麻省理工的殿 堂級學者 Noam Chomsky也越洋舉牌聲援。香港的主流媒體多有被河蟹已非新聞，就連民間獨立媒體也被惡意破壞，記者被右派勢力公然暴力對待，目下要求開放大氣電波亦 是遙遙無期。是次國內南周事件，在中、港、台最嚴密監控的核心爆發，除了對罷工的記者編輯表達敬意外，也是時候重新嚴肅地為言論和憲政未來選擇前路。我們 其實都很清楚，在不能永續的經濟發展下，我們只不過一直假裝活在特殊例外的幸福中。這種幸福其實叫做特權。而這種特權也正是我們常常破口大罵官商勾結的同 謀。

春茬

吃下新生活館春茬最後一包米，口感有點像糯米，但沒有糯米般黏牙，確實彈性、彈性十足。一粒粒飽滿的稻米，呈黃色，像是海南雞飯那種油飯的顏色。

有機稻米得來不易，吃完兩公斤後，又要等下一茬。

這茬米飯，女兒吃得很滿足，一邊吃，一邊唸起李紳的《憫農》：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是其中一首她從學校學到，而我又有興趣解釋的詩。

與白白光滑的米相比，一口由朋友種出來的本土有機米，意義大得多。至少，它們承載著許多有待串連的人情關係。

遲來的月餅

前晚看書看得入神，肚子突然餓起來，發出咕咕聲響。

我說：「肚子餓！有甚麼可吃的？」好一副飯來張口的模樣，向四周發出求救要求服侍的命令。

小女不動聲色地把月餅放到我面前。

正當我預備伸手去取，以滿足胃口的時候，意念突然一轉：「中秋不是過了好一段時候嗎？」看清楚，月餅原來是小女手工課製作的紙黏土作品。冷不防差點給她戲弄了！

看清楚，那「月餅」很甜呢。

頂

幫囡囡試皮鞋，我問她頂唔頂（腳指），她反問我甚麼叫頂。我心裏想答「頂你呀」！

兩株樹

聖經裏頭有兩株很有名的樹，一株叫分辨善惡樹，另一株叫生命樹。

分辨善惡樹與生命樹的關係，就好似毒藥與解藥一樣。因為吃了分辨善惡樹上果子的亞當會死，但只要他伸手去摘生命樹的果子吃，便又會生。

分辨善惡樹的果子帶來永死，生命樹的果子帶來永生。

上述就分辨善惡樹和永生樹之方程式，在教會內流傳一時。不過有一點係我們常常忽略了的，就是決定生生死死的，其實不是那些樹上的果子，而係話你吃下果子會有甚麼後果的上帝。亦即是說，那兩株樹之所以有令人生死之功能，其前題是上帝如是說，並如是行。這叫口齒。做人要有口齒，做神這更為重要，不然祂朝令夕改，世界便大亂。占基利的《衰鬼上帝》帶給你這樣笑版的大亂想像。

讀《傳說我城》雄仔叔叔關於種植的故事，跟上面的那「上帝說，上帝如是行」的命題很相似。

雄仔叔叔接受了那位街坊一毫子會種出搖錢樹的說法（先擱下他要欺騙那一毫子的企圖），然後又真的將一毫子種在泥土裏，翌日又真的回去看看那一毫子。整個過程，那一毫子被賦予一種生命和生長形態：它會由死物變植物，由一變出多來。我們將意義放進一毫子內，它便會在我們心中產生出一種實在的虛幻來。不要太快說這種虛幻不重要，虛幻本身就會使人去做出明明是騙人的行徑。這騙人的法術，有效期直至你發現那是一個騙局為止。更嚴重者，有人還會把謊言延續下去。以雄仔叔叔的故事版本來說，我們可以接著去說，他發現一毫子沒有了，他接著便去為那一毫子被拿走了去編另一個謊言出來騙自己，然後說一毫子已轉化了甚麼，可能明天再來便見到搖錢樹。

實在的虛幻，可不是一種亂來的東西，它不是在我們所生處的資本主義世界行之有效地每天在自我複製嗎？「明天會更好」的想像不是典型的例子嗎？選擇相信一個大於我們個人的政府，這不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先做後想，「先實施、後諮詢」不也是絕佳的說明嗎？

不要低估虛幻的價值，它本身是實實在在地驅動著事情的發展，甚至世界的步伐。

當然，我們沒有可能在抽空意義的世界中生存的。我們或者要認識一種事實，就是意義世界都是由語言組成的，而語言本身又是先天的不足。換言之，我們是活在一個有缺憾的語言所賦予意義的世界中生活，在在我們以為完滿的東西，其實都只不過是偶然而發。而「將一毫子會成搖錢樹」、「吃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子會死」、「吃了生命樹果子又會生」之所之實在地發生時，我們大概應能想到，一毫子其實不會成樹、吃了分辨善惡樹上果子可以不死、吃了生命樹果子的又不一定會生（況且生命樹果子至今沒有人吃過！）

我並非要將所有意義變成無意義。但肯定的是，我們需要為既成的意義進行否定。否定它便會帶來事物組合過程的潛在性。亦因為此，我們才能去想像生和死的意義。至少生與死之間的關係如何，它們除了生物性的生與死外，還有沒有靈性的生與死？與及政治上的生與死？又或者，生與死之間本身也是一種意義的扣連以形成一種關係。否定之後，我們看到另一種意義。

信教的人相信分辨善惡樹的果子為不好，因為吃下會死。但若果死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反而生被附加的那種發展主義種籽才是惡名昭昭的東西呢？這對我們重新理解生、死，甚至上帝和對上帝的理解，可能有一點不同。

誰說為了下一代？

一直都覺得那句「為了下一代，所以ＸＸＸＸ」有點怪怪的。一來香港出生率之低冠絕全球，二來有一種有錢先好生的意識流行全港。當然我不認為你一定要有小朋友先至可以話「為了下一代」，甚至我覺得有小朋友的人也未必真的是「為了下一代」咁偉大（其實只不過是為了自己的下一代而已）。「為了下一代」在早就不含甚麼公共意涵的香港，說出「為了下一代」總是煞有介事的。

說穿了，我們都不甚關心普遍的下一代。我的願望很微薄，就是當我們說「為了下一代」的時候，不如先好好去想「為了下一代，所以ＸＸＸＸ」，然之後才真的誠實地說「為了下一代，所以ＸＸＸＸ」。

簡言之，喊口號，展豪情，也不要錯過思考機會的來臨。錯過了，你就不止錯過了下一代，就連自己也錯過了。

海洋公園

跳樓機：
發明跳樓機，我估計跟香港發展商有密切的關係。因它為你提供不斷跳樓而唔死得的經驗，已將跳樓和死亡拉開了一點距離。我住在廿幾樓，那種每次在陽台往下望然後想跳下去的想像快感，一下子想到點跳也死不去而被淡化得沒趣。咁我住咁高把鬼呀！

香港老大街：

有一個人盡皆知的秘密，就是在香港老大街上，你找不到老大，也找不到香港，更加找不到街。所以香港老大街是一個空洞得不能再空洞的名稱和東西，就連走進去的人，肚子都是空空的。

海洋劇場一：
每場演出都隔一個小時，而每場演出大約三十分鐘。由於萬人空巷，所以散場和入場都差不多是緊接著的，不然就找不到座位只能站在最後位置隔著別人而觀看。
在散場與入場之間，清潔的嬸嬸帶著黑色垃圾膠袋，把之前一場被棄置的膠樽收拾。有新入場的旅客與嬸嬸發生碰撞，便向嬸嬸破口大罵。我出口調停，說嬸嬸在拾垃圾。我的意思是想指出，嬸嬸正為我們服務。但旅客卻說，「她不應阻住晒！」
原來旅客真的大晒，可以無視真正服侍他們的勞動者，還可以隨處丟垃圾。

IQ:
看海豚大概是到海洋公園must會做的事，因為我覺得海豚這脯乳類動物實在太神奇了。早兩年看過外國一則新聞，拍到某海洋館內的海豚懂得用單一鼻孔噴出氣泡作樂。新聞報導員引述專家重申，海豚智商真的很高。我們為海豚擁有高智商而要推上新聞作廣播，那末家長們自幼稚園便去擔憂孩子的智商，並幻想自己的孩子是資優，我想可以免了。

死亡：

又是對死亡的著迷以使我在參觀各水族館時會去想，每天在這裏死去的生物究竟有多少？除了特大和特別的鱘龍死亡會上報之外，其餘的死亡率，我也只聽過一次半次。生物死後會否有人為牠們做法事或安息禮拜呢？不知是否我想多了。因為耶穌曾與一位跟他同釘的死囚說：「今天你便要跟我到樂園裏去！」海洋公園，移花接木地變成了不少生物死亡的樂園！

反洗腦的原因

香港政府現正強推國民教育，各界稱這是一次「大洗腦」。

作為一名教師，又係一個家長，還要是一位傳道人，我覺得孩子們應該有能力反洗腦。因為他們是天父所愛、理應天生便擁有美善誠實心靈的人；又因為這場反洗腦運動是由學民思潮一班中學生開展與帶動，他們智勇俱備，令人振奮；還因為教學理念本身就不相信洗腦有普遍功能。所以若真的要說「洗腦」，那麼洗腦的真相與目的，大抵是要所有人都一同有意識地講大話吧！我心想，正因為孩子、教師同家長都有反洗腦的思想與意志，咁你政府仲要推垃圾版本的國民國情教育，目的係唔係要陰我地先？係唔係要試下我地條道德底線夠唔夠你梁振英政府低到無底先？

想著想著，其實要全面地反對國民教育，前題不是怕被洗腦，而係為要保衛社會講真話的空氣能自由流動，不被令人窒息的謊言所籠罩或取代。

不過，話時話，我的心情其實是七上八落的，因為理想理念與現實往往是超乎想像地相距十萬八千里。擁抱信念而行的人，大抵都在這彎曲悖謬物慾横流的世界中，被視作蠢才。所以要迎接始於足下的全民反國民教育運動，我想還是要有一點切身的佐證，幫幫自己鞏固信念，使自己對人性中還有值得奮鬥，與及可資保衛的誠實打底。

於是我做了一次無聊的實驗，以確認自己的四歲和七歲女兒，是否真的能分辨滲透中的國民教育的一些隱性毒素。我知道她們在學校會有升國旗的儀式，校內會掛著政府官員到訪的照片以振校譽，老師會跟她們提中國太空人飛上天空等等。我逐一向她們提問，問她們知唔知道那是甚麼回事？問問她們有沒有情感的回應？又問她們老師有冇提說六四事件、工人被剝削、食品有毒造假、裸官四處等等。我知道我的問題或者對一個四歲及七歲的小朋友來說有點不能想像。她們的知識也許未能明白甚麼叫偏頗、甚至甚麼叫政府。很快地我發現我的實驗其實完全不能對嘴，這或許是因為自己也被當前就教材的爭論模糊了視線。

正當我開始萌生擔憂，對子女有著理性這信念動搖信心之際，有一事發生了。

早前我們到過海灘忘憂地親子玩樂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中，急急便替四歲的女兒洗澡，免得海水可能使她濕疹皮膚敏感發作。就在洗澡期間，小女兒以我問她問題的口吻問我問題：「點解游水既時候，女仔要穿衣服，而男仔就唔著衫？」我一下子不懂得怎樣回應，便亂答一通地說：「因為男仔是男仔囉！」胖胖的小女孩以肯定且批判的語氣接著說：「呢個都唔係原因黎㗎喎！」

罷課，人生總有一兩次

香港七十年代末曾發生過一場廣為人知的學潮：金禧事件。那時學生和老師齊齊罷課、集會、請願，甚至絕食。事件由中學生反對學校財政混亂開始，後來廣及國粹派及教會辦學團體之間的對疊；最終，殖民政府介入，開設新校，平息事件。我當時年紀甚少，還未適齡入學，後來聽到這段歷史，坐在課室內往窗外望，不其然有一種嚮往萌生，還發白日夢地投入其中。

1977年5月期間，考試旺季，受影響的中二至中四學生數百人，在學聯的大學生協助下，能進入港大及中大補課。嘩！這種「跳級」入U讀書，對一個中二至中四的學生來說，是又勁又型呢！我承認有這種想法很低能，不過這類的經驗不是人人有，讓人看到「罷課」或「學潮」這等被官方或口水友視為天塌下來的擾亂社會秩序事件，其實才是打開思想，讓人和社會自由成長的學習好機會。至少，在起床梳洗返學放學溫書食飯拉屎沖涼睡覺再加偶有小驚喜發生的循環裏，到大學經歷非正規框架下的教與學，不是更值得令人回味，可以向子女後代晒命的事情嗎？

本來我以為在有生之年，應該不會遇到罷課。不過，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發生，那一場不單是解放軍在北京城天安門廣場上屠殺平民、工人和學生的事件，也是香港史無前例地共鳴震天別具本色化的事件。這令我對罷課爆出新知識的嚮往又重燃起來。

那年的初夏，我記得社會上幾乎每天都是愁雲慘霧，同學們、老師們都眼睛通紅。那段日子，黑色是主色。那兩三個月，沒有家長會叱喝子女用電視送飯無益。那日照上班時段，沒有打工仔會被揶揄昨晚玩通宵以致無心工作，因為由上司至老闆都變得通情達理，且是真的明白下屬，感同身受，大概他／她們昨晚也曾對著報紙發呆。

我當時作為一名就讀於官校的中學生，上學就是等校內中央廣播，然後到操場集會。在操場上，我第一次知道布條原來是可以用來寫大字造橫額的，又能將它繫在肩上表達某種意思。同學阿鵬有次走到我身邊，跟我說他是印尼華僑，哭著臉問我為何他不是中國人。我把手上只有半寸寬的黑布條，再擘開一半給他。他繫上了，我對他說：「中國人」。

每天上學都不是打開書本學習的。老師上數學堂會給我們說中國歷史，且喃喃地說著‘426’和成千上萬。英文課的教材是《南華早報》或《英文虎報》的頭條，我大概是在那時學會‘bloodbath’和‘troops’等生字。中文老師和中史老師上堂的地點不是課室，而是禮堂。每每由他們向能來到的學生講課，內容是遊行路線和新聞即時報導。

罷課地上課的時光，至今難忘。我本以為自此以為沒有再發生的可能。誰知，今年的反對國民教育浪潮，罷課作為真學習的時光，又再令我精神爽利，思想著主動學習的可能。

望著窗外，天文台好像說將會掛八號風球。那個罷課的月份，我曾在罷課中過著全身濕透的美好，認識了不一樣的香港，不一樣的中國。你呢？

裂

身上不時出現傷口，裂開了，後癒合。
癒合了，留下一道深渴的疤。

偶爾間，疤痕像是微微蓋著未曾癒合的傷口，
它在底下淌著血，流動著的活動，使得有點癢。

試著動手去搔，剛好癒合的位置又裂開了一點。

蟬鳴

蟬早早在叫，這邊的一響，那邊的應和，像強嘴的對罵，又像要與天比高、比大。

穿越林蔭間，整個人被震耳鳴叫所包圍，集結帶出的強力，映出置身其中的渺小。懼沒有了，反而想化身為蟬，與它們同喊共叫。叫出人間的悲天，喊出憫人的情懷。

被自然與文明夾擊吞噬的微弱性命，在窗戶之外拍翼，嘶破公路上熙熙攘攘的響咹、重型機械在建設的舒適，與及一切愁心悶鬱。

蟬在場，在寄語。


﹣寫於2012年6月7日，李旺陽先生死亡翌日。

燥底與速度

燥底，大概是生活遇有不順，甚至不順延綿了好一段日子。

那時，大概是上網連線不順，甚至不順延綿了好一段時間。

於是，我始發現各種短路，卻能使人抓狂、發洩、燥上燥。

或許，我要問問燥的來源，考究它的原生地在哪；

或許，這不能叫燥消散，但卻能在抓狂、發洩、燥上燥以外，還有心之強力把自己拉一下。

拉回來，拉回來，拉回來，拉回來，拉回來。

一下，一下。一下。一下。

一下。一下。一下。

一下。一下。

一下。

幸運六合彩

對幸運的渴求，許多時只不過是錦上添花。但若對於生活艱苦的人而言，幸運，可能已是他／她能繼續走下去最後的依據。

「幸運會來的」，這種想法象徵著明天，渴望著明天會更好，或者明天好一點兒也不錯。

當一個人將明天和盼望，外化成為一張六合彩票時，我隱隱看到的，是他／她的痛苦，與及周圍對他／她帶來的沉重和憂愁。

不過，當人落在迷茫之中，又或是社會集體陷入一種失戀狀態時，若你還能付上廿蚊雞買一張彩票，用來換取心理上的希望力量，這廿蚊大概也是值得花的。

這個社會，把人壓到要將盼望投放進彩票上來成就，當然是萬分無奈。但與此同時，正因為彩票的微不足道，我們便更能認定有更多令我們生命發光的東西存在於世，待你我去發現。

買張六合彩吧！

香港本土要光誠

網上有人發起「自由光誠」墨鏡聲援陳光誠行動。一張張(wo)men in black的照片，在Men in Black III上演前預先發布。

Men in Black 係美國人維護地球（美國國土）安全，免於外星壞蛋湧入的荷李活電影。它是一齣Think Planetary/Global, Act Local的電影。從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宇宙與地球、全球與本土的張力，仍然是我們今天思考主體性的吸引切入點。

陳光誠成功逃離被軟禁的居所後，透過互聯網向溫家寶說話，要求徹查地方官員的罪行。但我們大概都能猜想，陳光誠提出這點要求，確實也給溫總理一個難題。透過事件所輻射開來的範圍看，徹查事件所隱含的，絕非地方與中央之間的關係，而更可能是中央內部和整個共產政權管治的問題。正值今年換屈，薄熙來事件仍餘波未了，一切還在鬥爭之中。

有評論指出，早前香港特首選舉，其實也是一種全球性政治經濟學的中央權力版演練。梁振英與唐英年之爭，可以被視為中央權力內部政經角力的反映。如此，香港本土政經雖在這片土地上發生，但卻觸及到中央政府與全球的神經。保守地說，香港確實推翻不了中國共產黨政權，也無能推翻全球資本主義；但香港的脈動，卻能有著如陳光誠般挑動神經，甚至可逼出中央回應，思考如何在全球政治經濟上進一步利用陳光誠／香港。

香港與大陸，從來都不是簡單直線的關係，又或是我們所一直擁護的全權框架下運作那麼簡單（我認為以全權政治來表述今天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未免會令已進入全球化形勢的複雜權力關係變得簡化了一點）。當然，從表面化來把握事件的角度，這樣的直線因果思維還有某種方便介入事情的價值，然而這價值必須要進入討論中，才能對香港本土作為一種方法（羅永生語）的思考，提供更豐富的關係性分析。

在評論香港本土與中央，以至國際或全球的關係時，或許Lawrence Grossberg的構想有可取之處。他認為我們在分析現代性的統識時，都慣了以Althusserean rereading of Gramsci的進路；但更可取的，應是Foucauldean rereading of Gramsci。前者多少會進入了一種封閉的系統中，傾向會去問誰是主謀，誰在策動事件等問題。但在權力網絡變得複雜和互相作用的物質條件下，某種結果的產生，其原因不再是背後有一個包攬一切的主謀，而應是各方力量在對抗制約下偶然產生出一種新現代性的統織（hegemony of new modernity）。

以資訊科技的語言來說，既然事情都不單是點到點（P-P），而更多是點對多點（P-Ps），又或是多點到點（Ps-P），又或是多點到多點（Ps-Ps）。而新現代性的統織，由於不再建基於無知，而是心照不宣，甚至犬儒，所以整個社會結構也不再是一種直線的宰制，輕宜易舉地分地陰謀論一番；換言之，結構中錯綜複雜的Ps-Ps之間的連結網絡便應成為我們考量的視點。如此，本土倒梁行動若有甚麼意義的話，它便不在於我們在倒梁後期望另一個更好的欽點人選上台，而應是共同去思考倒梁／倒曾偉雄之類可以針對甚麼權力關係（Ps-Ps）的轉變。這些眾數的關係大概是我們尚未充分開展但又急需分析的領域。（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因為梁是原罪，所以倒梁行動應倒了才算！）我們至今只有一種無力的推翻中共政權的想像而已，而這想像又只停留在八九六四那一幕天安門廣場群眾景象之中。一次失敗的六四，源於我們對政治想像願景的失敗，與及我們對將願景具體化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失敗，更因為實踐與實踐之間的聯系沒有生根的一種失敗。

不過，失敗並不一定是不好的。前題是失敗之後是否能產生更多更大的想像、實踐與結連。能失敗，是一種福氣，只要你不死，又或不打算離場，好戲還可以繼續上演。八九六四、零三七一的群眾運動，最終的失敗不在於政權有否被推翻的剎那。而是群眾中有否迸發出矢志營造推翻後過美好生活的客觀物質條件。

怕你有牙

囡囡年幼，個子矮小，如廁後都需要踏在小櫈子上洗手，成人則在旁幫忙看管，免生意外。

某天，她如常洗手。大人在旁說：「沖得乾淨D呀，唔係D泡泡食死你呀！」

囡囡說：「D泡泡都冇口，點食死我呀？！」

有一個家庭，叫約瑟、馬利亞、耶穌

如果有一對即將註冊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黃貫中和朱茵。那麼，在他們組織家庭之前，便有一對註冊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張繼聰和謝安琪。再那麼，在他們組織家庭之前，便又有許許多多註冊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XXX/XXXX/XX和XXX/XXXX/XX。再再那麼，在他們組織家庭之前，又有一對註冊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約瑟和馬利亞。

以上一對對有名字或隱名的註冊夫婦，他們有一共同點，就是在註冊成為「合法」夫婦之前，都已成功造人。用現代的說法叫未婚懷孕，用以前或市井一點的說法叫搞大左個肚。這個從道德而來，反映「文明」的說法，有意保守地成了一種禁忌，化成道德的批判。

面對社會或世界這大到不可再大的批評——若要再大一點，大概也可以說是全宇宙的批評，究竟是甚麼的滋味呢？在這我不敢武斷地說他們意志過人，以愛勝世界，或是很容易便超凡脫俗。若「未婚懷孕」是一種罪，不管當時人接受與否，大概都不能否定自己已被定罪的事實。

一種相對、世俗的罪名，是一種蒙受，是一種硬食。然而，硬食在短時間內不會有可望除去之可能。簡言之，背負著揮之不去的罪名的人，他們是怎樣走下去的，他們有甚麼故事沒有？或，他們有編織自己故事的權利嗎？

若一個人蒙罪，便等同被排除於社群之中，又或在社群中被剝去政治權利終身，那麼問題是，他們仍然在社會中，他們仍有生活。既有生活，便有故事。

有一個家庭，叫約瑟、馬利亞、耶穌。

約瑟：一個自以為是被扣綠帽的男人，但因為他是義人，便打算暗暗將未婚妻馬利亞休掉。後來，他又把馬利亞接過門。由一個綠帽男，變成一個與馬利亞發生婚前性行為的男人。

馬利亞：一個不折不扣未婚便懷孕的女子。她沒有把「無緣無故」而得的嬰孩打掉，卻矢志要把他生下來。有人神化了她，說這是順服上帝旨意的表現，是信徒皆需學習的楷模。但明顯不過，「未過門便被搞大左」這「罪名」，至少伴隨了她和她的家庭一生。

耶穌：一直被文化開明的保守派人士說成是無辜的孩子。但他的出現，就在說明著約瑟與馬利亞的過去。他是一個由罪行而生的「無辜者」。然而，這無辜者，在家鄉，除了因為其先知的身份而不受歡迎外，我想還有這個「無辜者」的罪名。

約瑟、馬利亞、耶穌，他們是三個人，但又是一個家庭，一個共同體。由約瑟與馬利亞相知相識時，到馬利亞懷了耶穌之時，再到耶穌出生後，以及耶穌長大直至死。多少的波瀾，令彌賽亞救贖遇上易碎破滅的滑鐵盧？

約瑟、馬利亞、耶穌，成就了救贖。從他們被指點和指罵的人生中，我們看到了自己的罪。

除了上帝以外，誰是良善的呢？

除了上帝以外，誰是無罪的呢？

從耶穌，我們聽到：「我也不定你的罪。」

從保羅，我們聽到：「不要論斷。」

不定罪和不論斷別人，與縱容「未婚懷孕／婚前性行為」這罪無干。罪之所在，應在判斷「未婚懷孕／婚前性行為」本身。

好多人

坐在梳化上看Mike Davis的Planet of Slum，一大堆城市爆發的數字，接下來一大堆人從鄉走到城市居住與工作；未來，還有許多人會在城市出生。

我說了一句：「嘩！真係好鬼多人呀！」

坐在旁邊畫圖畫的囡囡走過來，把頭伸到我正讀著的文字前，說：

「邊度呀？邊度有好多人呀？」

熙來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事件，像他那走進美國大使館的下屬王立軍一樣，變得愈來愈不可思議。甚麼胡蘆究竟在賣甚麼藥？大概一切都像謎又像戲。

書局裏有不下十本八本有關重慶政治變局的專書。望著，我慨嘆出版的偉大了。可以如此快手寫好然後付梓出版，是因為強國？還是因為文宣？

無論如何，薄熙來事件讓我想到一事：但凡有某某要員犯嚴重錯誤，中央都會以禠奪其政治權利若干年甚至終生，以作為刑罰。但這判詞，我由小朋友聽到大人，一直也不知其解。

無他，我們從來就沒有被教育過，我們其實是有一種叫政治的權利。或許，在我出生成長的殖民地年頭滾至今天，我們都成為了犯上國家罪行的幹部，晨早被禠奪政治權利終生了！

誰來接我？

囡囡吃飯的時候，突然問媽媽：「你死左之後會上天堂？」

媽媽答：「係呀！」

囡囡問：「咁...邊個黎接你上天堂？」

媽媽猶豫地答：「應...該...會...係...天使卦。」

囡囡：「咁我死左之後，又會有誰來接我上天堂？」

媽媽：「應該都會有天使來接你吧。」

沉默了一會，

囡囡問：「我死左，媽媽你會唔黎接我㗎？」

媽媽再猶豫地答：「我...也...不...知...道，上帝應自有安排。」

囡囡說：「咁...我到時打電話俾你呀。」

好故事

其實一個好故事，本身應是一種正常又平常的事。

但在這個不正常和不尋常的世界裏，故事才被認為是奇怪，滿載著驚喜。

復活節

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

每次從月台走進車廂中，不其然地便想起這個響聲。

這條空隙，把很多東西都縫補起來，建立起安全，建立起意識。

曾經有一次，我跟婆婆上大陸探親。她一大包紅白藍，我也一大包紅白藍。

我們在廣州的月台趕著火車返香港。周圍廣播聲不絕，說這車那車往這往那。

婆婆一手把我拉進車廂內。那時車廂擠得透不過氣，又有不少人從車窗爬到車內。我問婆婆，那是甚麼回事，婆婆搖著頭。身邊的人卻說，這叫硬座。（那時我也不知道為何我會聽得懂他們的說話）

好不容易地，我們才找到一個座位。婆婆讓我坐上，然後她把大包細包堆到座位周圍，用腳夾著穩住了。

正當我們安頓下來之後，我們由趕火車的心情回了一口氣。

婆婆從擠擁的人群間往窗外張望，我的心卻想著，為何回香港的車廂會如此擠迫。

突然間，婆婆臉色一轉，向我說了一字：撇！

那刻，我尚未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因我畢竟只是一個六歲多的小孩子。我知道六歲的智力與那一個撇字之間彼此的接合點幾乎是零。

婆婆連忙找著我的手，拿起她之前拿上車的紅白藍，然後便往車廂的門那個方向直跑過去。而我...我就在那瞬間，以另一隻手，將我之前那袋紅白藍勉強地提起，一拐一拐地跟著婆婆從人群中殺出那條離開車廂的亡命之路。

臨近車門之際，有點似衝出了叢圍，婆婆當時便鬆開了我的手，獨個兒朝著對面的月台預備勇往直前。我在被鬆開手之後，亦一股作氣，緊隨其後。誰知，我的腿不大聽話，可能因為還未從剛剛停下又坐下的節奏中重新動起來，所以偶不靈光，我發現我跟不上婆婆。往後看，原來自己的一條腿，已經跌進了月台與列車之間的空隙。

我一邊喊著：婆婆，婆婆；另一邊作出自救行為，一手把紅白藍推上月台較入位置，另一邊則以雙手按著月台，為要將自己的身子從空隙中抽上來。

在那電光火石之間，我成功了，那刻我深深知道，甚麼叫小宇宙，也明白人原來在緊張關頭不一定是不知所措的，條件是發夢發得夠多，想像力夠豐富，一下子的奇怪事，也不難找到一種應變方法來處理有關。

提足以後，我急著拿起自己的紅白藍，與差不多已跑到對面月台的婆婆相逢。當我的手觸到婆婆的手時，我猶如找到了一點穩妥。我們也雙雙踏上對面月台的列車。此時，婆婆對我說，我們之前原來上錯了車，那車不知道要往哪裏去的。回香港的列車，其實是這一列才對。

復活節，也許就像那條列車與月台間的空隙一樣，它本不是甚麼，但對安全上車這事情來說，它其實是中間的空無，意識它和踏過它，你便能安全抵達車上，往你想要去的地方。

受苦節

受苦節的重點應不在獨立看來的苦，而應在受。一種主動的承受。

有人為我承受了苦果，這是一種奇怪的事，但卻又是日常的事。

我們會希奇誰人會這麼笨，但一個笨字，卻不足以去理解這種承受。

故此，笨，本來就是一種不足的形容，一種speechless的表現。

苦，在基督教義中，多半與罪相連，與惡相親。

惡，其實為非存有之物，它本就是無，無中之無。

受苦節之受苦，是以承受苦以換來對種種美善之愛眷，以一種行動來表現。

故此，你可以說主動承受別人苦楚者是笨，然後輕輕帶過；

你也可以把它確認為一種事實，一件事件，然後去篤信。

不能想像之事實在太多，一個愛你的人，你就是想像不到你有多可愛，但愛總已來到了，你可做或應做的，不再是往內看自己有多少，因為這是一條否思之路。

或許，你只能報以一種相信。

人，本來是很幸福的。你知道嗎？

當志明與春嬌的感情上添上責任後會是怎樣發展下去的呢？

《春嬌與志明》當中的四段關係（包括黃曉明、志明的同事）,可以代表一些中港關係的宏觀和微觀（志明與春嬌在北京的新感情線）的描寫。其中，以兩段微觀關係看，香港之於大陸（北京）其實有著非經濟上的羡慕或可親性，而大陸之于香港，便是經濟與過度踏板的關係。這種角度看中港融合，要比彼此污名化的定性更有機和流動。這是對《春嬌與志明》的一讚。

《春嬌與志明》的主線，當然是余春嬌與張志明在北上（融合）工作這背景下的情感轉變。這裏有趣之處有兩重，一是過去，二是現在。其實兩重都不過係換了地點下的重覆發生，其中關係有過的離合再聚，卻沒有影響過甚麼似的。在春嬌差不多決心要為與志明的關係畫上句號時，那種港式的迷失的「唔work」，其隱喻一方面是經濟方面的不可能維持現狀所以有著北上（靠北）的條件轉變，另方面更是突顯了由此而引爆明顯不過的破碎主體。

《春嬌與志明》的結局其實相當突兀，志明最後的表白，當然是表示了一種明白，這包括對春嬌為何不辭而別的原委，以及對在北京發展出來那段新關係的替代性虛幻的小結，但其實由志明口中吐出來那「責任」二字，聽上來實在有點格格不入。我認為若將它理解為一種對香港本土感情的回歸，並以責任這倫理來開步發展的話，意義是深遠的。不過，這種情感昇華至責任的回歸，客觀條件如何，怎樣走下去，這是我在散場時至今一直的思考。

看《春嬌與志明》，對白和靚人，很好看，笑位有質感。必看之選。觀眾要留到最後，繼續開懷大笑。